笔者曾著文论述《醒世姻缘传》的主体框架与清代文言小说《小豆棚》中两则故事相同［1］。现在又发现《小豆棚》一则故事与《醒世姻缘传》的片云僧转世为晁梁相同。晁梁是《醒世姻缘传》中晁大舍的同父异母弟，晁大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明节故事传说【五篇】,供大家参考。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小豆棚；
新齐谐；
成书年代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第一，晁梁与《再来人》
笔者曾著文论述《醒世姻缘传》的主体框架与清代文言小说《小豆棚》中两则故事相同 ［1］。现在又发现《小豆棚》一则故事与《醒世姻缘传》的片云僧转世为晁梁相同。晁梁是《醒世姻缘传》中晁大舍的同父异母弟，晁大舍转世投胎为狄希陈，则晁梁又是狄希陈的弟弟。从人物设置上来看，晁梁与狄希陈并驾齐驱的人物，重要性并不亚于狄希陈，晁梁品性优良，是善人孝子，是晁大舍、狄希陈等人的鲜明对照，可以说，晁梁在《醒世姻缘传》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正面典型，在他身上，作者投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小豆棚》卷七《再来人》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大体情节如下：
金芗谷老而无子，游一寺，一僧见他微笑，归家后，金氏一妾梦一僧入卧室，后生子。后金氏又游此寺，长老对金氏说，金氏之子为先前向他笑的和尚，并且笑和尚的肉身尚在。金归家后把孩子命名为小和尚。后来金氏死，小和尚事母至孝。“十五岁入泮，十六岁乡荐”。后来小和尚欲出家，其妻明理而通变，从容劝他，小和尚深以为然，最后小和尚到寺里，把笑和尚的肉身焚化，焚化时有异香 ［2］ （P103-106）。
细读《醒世姻缘传》的晁梁故事，与此极为相似，试比较如下：
第一，晁梁是晁思孝的遗腹子，他其实是片云和尚为报答晁夫人而投胎转世的。第21回晁夫人梦见片云和尚进入她的卧室，后来晁思孝的妾春莺就生了儿子，这个就是晁梁，其实是片云僧转世，乳名“小和尚” ［3］。
第二，晁梁事母至孝，第36回晁梁想为嫡母晁夫人割股疗亲；
十几岁就中了秀才。
第三，第93回晁梁想到寺庙修行，他的妻子劝他说：
你做了半生孝子，不能中举中进士，显亲扬名，反把禀受父母来的身体发肤弃舍了去做和尚道士。父母虽亡，坟墓现在，你忍得将父母坟墓不顾而去？你虽说晁冠长成，有人奉祀，毕竟是你的儿子。你出家修行去了，你倒有儿子在家，只是父母没有了儿子。我听见你读的书上：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你读了孔孟的书，做了孔孟的徒弟，这孔孟就是你的先生。你相从了四五十年的先生，一旦背了他，另去拜那神佛为师，这也不是你的好处。
《再来人》小和尚之妻也是如此劝他，如出一辙。
第四，最后晁梁埋葬了片云和尚的法身。
从上面比较来看，两者的相似是非常明显的，还有许多细节。这可能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被两部书的作者采用了。我们知道，蒲松龄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一个和尚入室，这在《聊斋自志》中有介绍。在《醒世姻缘传》的第21回也有片云僧投胎。严云受先生认为这是两者相互借鉴的，也就是说，片云和尚投胎到晁家为晁梁与和尚投胎到蒲家为蒲松龄两者情节极为相同，因此得出蒲松龄是《醒世姻缘传》作者 ［4］。如果有了这个资料，恐怕就应该重新考虑。
第二、县令审案
第12回讲县令审理晁大舍的案件，但在晁大舍前还有一案，此案讲的是一个寡妇与一个年青后生通奸，寡妇怕后生嫌她老，就逼迫儿媳妇与后生苟合，儿媳妇非常贤惠，思量顺从了婆婆，就侮辱了自己，不从婆婆，婆婆整天打骂，只得上吊自杀。后来邻居起了公愤，把寡妇与后生捉到官府，使他们受到惩罚。
按，此事可能为真事，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所发生，因此西周生就把这件事情采入小说。如明末小说《型世言》第六回《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5］ （P95-117）就写了这样一件事情，写烈女唐贵梅事如《醒世姻缘传》的案件情节一致。据张安峰先生考证，唐贵梅事又见于明杨慎《升庵全集》卷第十一《节烈妇唐贵梅传》、《戒庵老人漫笔》、《稗史汇编》等 ［6］。
第三、严列星与《新齐谐》
《醒世姻缘传》第26回有个恶棍严列星，此人无恶不作，骗奸弟媳。严列星的故事似乎来源于当时一个民间故事，在袁枚《新齐谐》卷十七中就有一个故事，与此完全相同，相似程度如此之高，也是罕见的。内容如下：
常州王三，积恶讼棍也。太守董怡曾到任，首名访拿。王三躲避。其弟名仔者，武进生员，正在娶亲。新人入门，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属已去，则官事稍松，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与弟妇成亲。
次日差役带其弟上堂，太守见是柔弱书生，愍其无辜，且知其正值新婚，作速遣还。宽限一月，访拿王三。其弟入室，慰劳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其寝者，非也，羞忿缢死。其岳家要来吵闹，而赧于发扬，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赔赠衣饰，须尽入棺中，我才罢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从命。
王三闻之，又动欲念，伺其攒殡之所，往发掘之。开棺，妇色如生，乃剥其下衣，又与淫污。污毕，取其珠翠首饰，藏裹满怀，将奔上路。忽空中霹雳一声，王三震死，其妇活矣。次早管坟人送信于其弟家，迎归完娶。太守闻之，命斫王三骨而扬其灰。［7］ （P306-307）
在《醒世姻缘传》中严列星是被关帝庙中周仓杀了，而《新齐谐》中王三是被雷震死了，除这些其他全部相同，兹不赘述。
按，董怡曾，实有其人，《清高宗实录》曾多次记载他做常州知府（太守）时贪赃枉法。如第281卷，乾隆十一年（1746）“常州贪守董怡曾及废宦张适，贿结殃民” ［8］；
第278卷“常州府知府董怡曾与革职问徒之原任直隶布政使张适，狼狈济恶”；
“谕军机大臣等，朕闻常州府知府董怡曾，办事才具，不能称职，其操守亦多不检之处，人言籍籍。可传谕尹继善，令其查明据实奏闻” ［8］。
可知，在乾隆十一年（1746）前，董怡曾为常州太守（在常州志无明确记载）。如果袁枚所记王三事真是出于董怡曾，则《醒世姻缘传》就是成书于乾隆年间了，但似乎不可能，因为当下都把《醒世姻缘传》归为明末清初。最为平常的解释是，王三故事（或严列星故事）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分别被西周生与袁枚采用，而袁枚不知何故把它与董怡曾联系起来。
总之，这个故事还有研究的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不仅对研究《醒世姻缘传》有益，对研究《新齐谐》也同样有益，毕竟袁枚与董怡曾为同时代之人，言之必有据。
笔者虽然指出《醒世姻缘传》与《小豆棚》有情节相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小豆棚》比前者晚出一百多年，所以不可避免地就让人怀疑《小豆棚》是引用了前者的情节，但现在这个故事证明了：尽管《小豆棚》与《子不语》晚出，但并不是他们抄袭的《醒世姻缘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第四、素姐被猴子毁容
《醒世姻缘传》在第76回被一只猴子抓得面目全非：
这猴精日逐将那锁项的铁练磨来磨去，渐次将断，一日，又提了狄希陈的名字，一边咒骂，一边毒打。那猴精把铁练尽力挣断，一跳跳在素姐肩头，啃鼻子，抠眼睛，把面孔挝得粉碎。幸得旁人再三力救，仅抠瞎了一只眼，咬落了个鼻子，不致伤命。
无独有偶，在纪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故事与素姐情况极为相似：
里有姜某者将死，嘱其妇勿嫁，妇泣诺。后有艳妇之色者，以重价购为妾。方靓妆登车，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妇容既毁，买者委之去，后亦更无觊觎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间事。故老尚有目睹者，皆曰：“义哉此犬！爱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攻病之本。”余谓犬断不能见及此，此其亡夫厉鬼所凭也。［9］ （P88）
这里的妇人与素姐一样，都没有了一只眼睛，鼻孔也撕裂了，虽然有猴子与狗的区别，但实质是一样的。这很可能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
第五、小说中的笑话
《醒世姻缘传》第58回，相于廷给狄希陈讲了一个笑话：
相于廷道：“就依著哥说，咱就说好话儿。我就先说：我这绣江县里有几个惧内的人，要聚一个会，算计要足十个人，已是有了九个，只少一个，再寻不著；
只得往各乡里去寻。寻到咱明水地方，只见一个二十岁年纪的人，拿著一双女人的裹脚，一双膝裤子，在湖边上洗。那人说：‘人肯替他老婆洗裹脚合裤腿子的，必定惧内；
何不请他入会，以足十人之数？’向前说道：‘俺城中齐了一个怕老婆的会，得十个人，已是有了九个，单少一人；
今见老兄替令正洗裹脚，必定是惧内，敬请老哥入会，以足十人之数。’那人说：‘我不往城里去，我为甚么在明水做第一个惧内的，倒往城里去做第十的。’”
这个笑话也非作者自造，而是《笑林广记》：
有惧内者，欲访其类，拜十弟兄。城中已得九人，尚缺一个，因出城访之。见一人掇马桶出，众齐声曰：“此必是我辈也。”相见道相访之意，其人摇手曰：“我在城外做第一个倒不好，反来你城中做第十个。” ［10］
此外，小说还有化用民间笑话的情况，第91回：
吴推官强自排遣，说道：“我们都是个须眉男子，往往制于妇人。今日天寒雨雪，我要将各官考察一番，不是考察官评，特考某人惧内，某人不惧内，以见惧与不惧的多寡。众官都北向中立，待我逐个点名。自己也不必明白供说，各人将出公道良心，不可瞒心昧己，假做好汉。有如此的欺人，即是欺天。点到跟前，惧内的走往月台东站，不惧内的走往月台西站。本厅就是头一个惧内的人，先自就了立东向西的本位。”一个个点到跟前，大约东边站立的十有八九，西边站立的十无一二。惟独点到了狄希陈的名字，仓皇失措，走过东边不曾立定，又过西边；
西边不曾立定，又走到台中朝北站下。行站不住。吴推官问道：“狄经历或是就东，或是就西，不西不东，茫无定位，却是何故？”狄希陈向前禀道：“老大人不曾吩咐明白。兼怕小老婆的人，不知应在那一方站？”吴推官笑了一回，想道：“这也难处。内中还有似这等的，都在居中朝北站罢。”原来怕小老婆的止有狄希陈一个。
实际上这是套用的一个民间笑话。这个笑话大体是如此：
一县令（或一个平常人）怕老婆，他想知道他的手下人（或伙伴）有多少怕老婆的。他说怕老婆的站在东边，不怕的站在西边，结果只有一人原地不动，其余的都站在东边，这县令就问：“你怕还是不怕老婆？”这人回答说：“老婆交待了，人多的地方不能去。”或者说：“老婆说了，不要随大流。”
《笑林广记》一官到任，众里老参见。官下令曰：“凡偷媳妇者站过西边，不偷者站在东边。”内有一老人慌忙走到西首，忽又跑过东来。官问曰：“这是何说？”老人跪告曰：“未曾蒙老爷吩咐，不知偷弟媳妇的，该立在何处？”
或许囿于见闻，这个故事笔者未见收于何书，但是在民间与网络上广为传播，可以肯定是一个流传很早且很广的民间故事。
第六、“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的含义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现在依然不能确定。经众多学者的考证与讨论，当下集中于崇祯朝还是顺治朝两个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是非常接近的。尽管如此，仍有区分的必要。不少学者力主顺治朝。如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认为小说成书于顺治朝。［11］ （P452）但是以段江丽先生为首的学者却反对顺治说，提出“《醒世姻缘传》成书于崇祯朝，具体来说，大约成书于崇祯十二年至崇祯十七年之间” ［12］ （P70）。
可以说，小说的成书年代还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两种说法是不是有交叉也值得研究，也就是说，小说的成书是不是跨了明清两朝，毕竟小说是一部百万字的大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笔者认为，小说中的一副对联可以看出，小说写于明亡之后，换言之，小说至少有一部分是在清顺治年间写的，也就是说，小说应该成书于顺治年间。小说第五回写晁书、晁凤跟着胡旦与梁生到京师为知县晁思孝跑关系时，看到有一副对联：
晁书、晁凤，也只道胡旦的外公，不过在京中扯纤拉烟，寻常门户罢了。只见走到门首，三间高高的门楼，当中蛮阔的两扇黑漆大门，右边门扇偏贴著一条花红纸印的锦衣卫南堂封条；
两边桃符上面，贴著一副朱砂纸对联道：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门前柱上又贴一条示道：本堂示谕附近军民人等，不许在此坐卧喧哗，看牌，如违拿究。晁书二人肚内想道：“他如何把我们领到这等个所在来？”
笔者联想到明清之际那个特定的年代，西周生在这里提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绝不会无心为之，他是用这副对联来讽刺投降变节的汉人官员。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意思的是，这副对联在后来往往附会于明末降清的洪承畴与钱谦益身上。如有《分类名联鉴赏辞典》这样一个传说：
明末兵部尚书洪承畴，福建南安人。素以忠节自命，曾亲自撰写“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一联挂在厅堂正中。据说崇祯皇帝对他十分倚重，命他领重兵防守边关，后误传殉节，崇祯为此而辍朝，设九坛祭，可谓“君恩深似海”；
可是洪在松山兵败后被俘后却贪生怕死，屈膝降清。当时有人在他挂在厅堂上的自撰对联的末尾，分别加上“矣”、“乎”两个语气助词。［13］ （P812）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中学时老师讲到《梅花岭记》就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所以笔者记忆犹新。而且这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于当下各种民间故事、对联等集子，在网络上也有数以万计的帖子都是。然而，当笔者试图找到它最初或较早的源头时却没有找到。
《清稗类钞・讥讽上》又变成了钱谦益：
钱谦益为明尚书，时自署一联云：“君恩深似海；
臣节重如山。”及入清仕亦为尚书，且多反覆，好事者因各续一字于联尾云：“君恩深似海矣；
臣节重如山乎？”颇隽永。［14］
后来主人公又变成了明代大臣季某，只不过情节没变。［15］ （P371）
笔者认为，不论是讽刺洪承畴还是钱谦益还是无名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明投降到清朝的高官。从这方面看，西周生写“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一定是见到很多明朝高官向清廷屈膝投降、摇尾乞怜才写的这句对联。洪升《长生殿》第二十八出《骂贼》雷海青骂投降于安禄山的官员“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愧” ［16］ （P130），这段描写与《醒世姻缘传》的对联表达了同一思想。也只有历过明清巨变的人才有这样的感触，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一点上看，《醒世姻缘传》应当成书于清初顺治朝。虽然当多数学者把《醒世姻缘传》都定为清初，但仍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而本文从新的角度论证小说的成书于清初，并非强为补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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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第2篇
关键词：白蛇传；
流变
白蛇传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其流传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对白蛇传的研究始于顾颉刚先生，到20世纪80年代初，从王骧《白蛇传传说故事探源》开始，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气象。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纵向梳理白蛇传故事的流变。
著名学者谭正壁先生在其著作《弹词叙录》中说，白蛇故事传说甚古。他认为有关白蛇的故事当始于唐人传奇《白蛇记》（此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引作《李黄》，注云：“出《博异志》。”但今本《博异志》却无此篇。《古今说海》作《白蛇记》。）。到宋代则有话本《西湖三塔记》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两种。清人墨浪子又将其改编成《雷峰怪迹》收入《西湖佳话》中，后玉山主人有长篇小说《雷峰塔传奇》。戏曲方面，元邾经有杂剧《西湖三塔记》，传奇在明代已有陈六龙的《雷峰记》，清初有黄图的《雷峰塔》，最后有方成培的改本《雷峰塔》。说唱作品还有北方子弟书《雷峰塔》、山东琴书《白蛇传》、宝卷《义妖传》以及木鱼歌《雷峰塔白蛇记》。（见谭正壁、谭寻《弹词叙录》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根据谭先生的整理记载，笔者认为现今最早的白蛇传故事蓝本当是明朝嘉靖年间洪《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叙述了西湖上有三个妖精，一为乌鸡、一为獭、一为白蛇，幻化成美女，在西湖上迷人后便结果了他，再换新人，因此伤了许多人命。后来这三个妖精被奚真人所擒，压在三个石塔下面。这是个残酷、恐怖的故事，与情爱无关。
到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警世通言》中收入并改编了宋人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西湖三塔记》相比，这个故事则美丽了许多。故事讲述药店伙计许宣在西湖上偶遇幻化成美女的蛇精白娘子和小青，并与白娘子结为夫妇。后又发生逐道、警奸、捉蛇等一系列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最后白娘子被金山寺法海和尚识破，压在雷峰塔下，许宣也出家作了和尚。在这个话本中，白娘子虽然仍然是个妖精，仍然会现出原形吓人，而且动辄就“圆睁怪眼”威胁许宣“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但是她和《西湖三塔记》中的那个白蛇妖已经完全不同了，她不仅敢于大胆追求爱情，而且忠于许宣，在这个白蛇妖身上已经有人情人性在闪光了。
到了清代，墨浪子在《西湖佳话》中收入了《雷峰怪迹》，情节全承《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而稍加增饰。而玉山主人的五卷十三则《雷峰塔传奇》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故事，我们今天所见的白蛇传故事大体就是来源于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沿袭了明代冯梦龙话本中的故事概貌，又加入了盗草、断桥、产子、祭塔等今天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使白娘子的形象进一步完善、丰满、动人。特别是盗草一节，对白娘子性格的刻画起了很大的作用。盗草一节，叙白娘子在端阳节误食雄黄酒，酒醉后现出原形，吓死许宣。白娘子醒来后，冒死登上天庭从南极仙翁处盗来仙草救活许宣。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刻画出的是一个美丽痴情、温柔善良又勇敢无畏，如同世人钟情的少女一般纯洁可人的白娘子，她身上妖气早已荡然无存。这样的白娘子，其结局也和前两个本子有很大的不同：她在被镇塔下二十年难满后，被她和许宣的所生的儿子梦蛟在考中状元之后，祭塔并救出塔外，而且还和许宣、小青一起修成正果，位列仙班。
经过这一系列的演变，白娘子也就从一个彻头彻尾的蛇妖蜕变成了一个美丽温柔、善良多情的美的化身了。白蛇传的传说也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孟姜女的传说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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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02.
［7］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08.
［8］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0-10.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第3篇
我们在清明慎终追远，在和煦的春风中拥抱自然。
――《中国节典•清明》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清明节是一个典型的融合了多种主题，凝聚了朝野心愿，沟通着阴阳两界，打破了悲喜阻隔，实现着天人合一，兼顾身心，哀乐和鸣，和谐合奏的重要节日。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生活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还是反映政府与百姓、国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征。它们不仅在群体道德的培养方面常常起到深层构建的作用，而且还常常对后人的行为、思维模式起到规范和感召的作用。
“清明”名考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一词，大约起于周代，有明显记载的是在汉代。现存最早记录“清明”节气的是《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节气于《后汉书•律历志》中被正式列入。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转录了一本已经失传的《岁时百问》上的一句话:“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这常常被看作是“清明”节气名称的来历。《三统历》中也说:“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
“清明”节考
学界一般认为，清明节是古代上巳、寒食与清明三个在时间上极为相近的节日合而为一而成的。
上巳和寒食节的历史渊源比清明节更为久远。上巳原指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从已有文献记载看，上巳的起源比寒食更早，流行的地域范围也更广。上巳是个美丽、清秀、怀春的节日。《后汉书》称“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临水祓除谓之禊。”祓禊仪式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大扫除”。我们的祖先在面临某一重要事件、重要场合或重要时刻时，往往要举行一些象征性的清洗仪式，把自己身上的晦气驱逐干净，甚至沐浴斋戒以示虔诚和郑重。春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季在古人心目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个万物萌生的季节里，有一个这样的亲水的节日，理所当然也是青年男女沐浴身心、自由约会的大好机会。所以，《周礼》中有:“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郑玄也认为这是“重天时，权许之也”。
“寒食”即吃冷食，不得生火做饭。寒食节也比清明节早，甚至至今还有人将寒食与清明并提。事实上直到宋代，清明都没有摆脱寒食成为独立的节日。而在唐诗宋词中将“寒食”“清明”交互使用更是司空见惯。据《唐会要》记载，朝廷曾于大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赦令“自今以后，寒食同清明”。寒食节实际上是一个以饮食形式承载道德内涵的节日。据宗懔所撰写的中国古代最早、最著名的岁时民俗专志《荆楚岁时记》所记:清明前两天，或者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而在乍暖还寒的时节，人们为何不得生火做饭，必须吃冷的东西，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此说为虚构的，不合理、不足信，坚持寒食与古代的“改火”习俗有关。所谓改火，就是熄灭旧火，改用新火。但俗规新火与旧火不能相见，因此有几日人们就只能吃大麦粥或饴糖之类的冷食。现代学者李玄伯说:“钻燧改火每年都有的，因为改火，新者与旧者不能相见，所以中须停若干时候。这停火的时间与改火的时间，各家各邦不一定相同，其中之一即寒食的起因。”虽然此说似乎比较客观也许比较符合实际，但也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上，在民间，对寒食节的缘起，最有影响的解释还是广为流传的介之推的传说:
晋国公子重耳当年带着一行人流亡在外，历经坎坷，受尽屈辱。一次，重耳饿得晕了过去。随臣中有个名叫介之推的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用火烤熟了给重耳吃。
19年后，重耳执政，即晋文公。他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之推。经人提醒，他才猛然忆起，深觉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之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介之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让人搜山，但没有找到。这时，有人出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相信大火会逼着介之推走出来。晋文公于是下令举火烧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熄灭后，终究不见介之推出来。上山一看，介之推母子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之推的尸体哭拜一场，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之推后背堵着个柳树洞，洞里有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把介之推和他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之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第二年，晋文公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当初那棵被烧焦了的老柳树，死树复生，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就像看见了介之推一样。他掐下一根柳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此后，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 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晋国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之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
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饴糖、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清明时，人们还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这就是众所周知、脍炙人口的“割股燔山”的故事，是隋代的杜公瞻在给《荆楚岁时记》做注时引自《琴操》之中的。不过这则故事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晋文公禁火的日期就是寒食节，《琴操》中寒食节时间是五月初五。《吕氏春秋》和《史记》中记介之推事并未提及焚山之事。因此，有人认为寒食缘起介之推传说也许是后人为解释寒食缘起而人为地将两件事揉捏在了一起。但不管怎么说，介之推的故事确实是为绝大多数人情感所认同并乐于传诵的清明节的来源。
“复调”清明――清明节主题
许多风俗的起源也许是永远没有唯一答案的。从上巳节水边仪式化、嬉戏性的身心洗涤到寒食节缅怀先贤的禁火修行，再到清明节程式化的扫墓踏青，发生在春天的几个节日的合一，决定了清明节的复调式主题。合成的清明节节俗所蕴涵的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至少，悲戚与欢乐，这两种性质迥异的情感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清新而又文明地相逢并相容了。史传清明节的欢乐和繁荣景象大都是在盛唐时期形成的。晚唐诗人杜牧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清明节留下了一个经典性的清明节节俗剪影。盛世的清明，是阳光的清明、春天的清明。虽然大唐亦曾有过对清明作乐的禁令，但大唐更懂得民意可疏不可堵的道理，甚至在公元790年，唐德宗干脆将玄宗时期颁布的“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圣旨延长到了七天，这不仅开创了假日黄金周的先河，也确保了清明节俗展演的宽松时空，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清明节多重主题存在的合法性。
一直到明代，清明仍然是一个充满欢乐情调的春季大节。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的描绘，每适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而外方优妓、歌吹、觅钱者，水陆有之，接踵承应。又有买卖赶珍，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采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贴‘清明嫁九娘，一去不还乡’之句于楹壁间，谓如此则夏无青虫扑灯之扰”。
即便到了清代，我们还是可以从张岱凝练生动的文字中一睹清明的盛况:“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是日，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越，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陶庵梦忆•扬州清明》）
只是到了清末，清明节的繁荣盛大才逐渐萎缩、蜕化为单纯的“扫墓节”。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1936年，国共两党共祭黄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但弱国难有清明，面对春天，国人只能跪在祖宗墓前哭泣，这不由得人们不感叹清明之和谐、昌盛与否，实乃折射着国道之盛衰。
近现代时期，随着清明节中欢乐内容的退隐，清明节传统文化容量也在相对集中、浓缩，但主题却更加鲜明、突出，且愈来愈显示出道德化、政治化倾向。民间对于清明节，比之其它说法更愿意接受纪念介子推的传说。这不仅因为民间传说这个艺术形式更便于在民间传承，而且由于这则传说本身包含了可以流芳百世的道德精髓。重读介之推传说，我们不难发现，故事中的割股也罢，燔山也好，其实都不免带有几分血腥气，但这则故事中同样也包含了可以演绎出多重道德内涵的由头，并因此使这个故事千百年来不断地被再创造，被赋予恒新恒久的精神内涵。
人们在进行审美选择时，往往不约而同地舍弃掉一些东西，也会不约而同地保留、生发一些东西。介之推割肉奉君的情节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审美恐惧，放火焚山的馊主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焦虑不安，甚至介之推和其母被活活烧死的惨状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悲悯，而具有心灵震撼力的介之推的那首树洞血诗几乎在人们耳畔一直回响。“但愿主公常清明”“勤政清明复清明”的祈愿和希望成为这则故事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精神内涵，“清明”二字也成为众心向往的国风、政风、民风、家风以及人格品行的理想境界。人们没有去指斥晋文公的忘恩疏忽，却牢牢记住了他对介之推的深切怀念:更名纪念、寒食禁令、顶戴柳圈、袖藏血书、足登柳履……并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重复、传承、改编着清明的故事、仪式和活动。被集中提炼了的“清明”主题，同时也在不断被丰富、发展、衍生，从清明之君、清明之国逐渐扩展到清明之家、清明之人，清明节的道德意蕴被不断挖掘、彰显、强化、弘扬。清明节的主题演变，在我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节日文化的道德内涵实质上是节日得以传承、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道德”清明――清明节传统
宽泛意义上的清明节传统是一种道德传统。传统节日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内涵相比，文化内涵往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清明节的多重主题中，最为基本且贯穿始终的也正是其传统道德主题:清明的政治、清明的吏治、清明的家风、清明的心性、清明的文风等等，构成了清明节的主要文化内涵。“清明”二字，堪作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目标自觉执行的道德通则。
其实，赢得人们喜爱的介之推传说的故事情节和道理都很简单，它所揭示的是最为朴实的做人的道理――为人当清明。介之推人格清明自不必说，晋文公为政清明有口皆碑，清明的统治，带来了晋国的清明。清明对于介之推又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之于晋文公则更是一种饱含了感恩意味的行为准则和努力目标。晋文公为保清明而创设新节俗，从穿戴到饮食要求自己也要求人们时时世世不忘介公、铭记先贤。因此，传至今朝的清明节，较多的重心落在了感恩和祭祖方面。这大大彰显了中国人重感恩不忘本的道德意识，也与统率中国历史的儒家之道相吻合。事实上，清明不仅体现在祭祖敬宗的感恩上，还体现在对已故友人、已逝志士的缅怀情谊。祭祖扫墓和感恩戴德，可谓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清明祭祖已经成为构建和谐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的重视孝道、慎终追远的民族性格因子。今日畅谈清明、弘扬传统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留给炎黄子孙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
但清明的道德内涵又不仅仅在祭先烈、敬先贤、忆先人，清明节所包容的巨大的道德内涵和德育功能还需人们进一步挖掘和认识。清明时节，正是阳气日渐升腾的日子，清明节是一个纯粹的春天的节日。道德清明的核心主题应是出自对生命的礼赞。因为清明既是生命滋生的季节，也是健康生命的品质之一。唯有清明的生命才是健康的生命，才有蓬勃生春的力量。今人尽知清明有扫墓悼亡之礼，却未必知道清明还有冠笄护生之礼，更未必知道古人还曾将人生的重要礼仪之一――成年礼放在清明举行。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在三月“清明节”条下记载:“凡官民不论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成年礼是对严格意义上的“人”的认可，是具有民间法律意义的成人仪式，这一庄严的人生仪式古时确定在清明节举行，可见古人对于清明节所承载的重要的人生意义的深刻认识。寒食禁火，清明出火，寒食悼亡，上巳求子，清明冠笄，一息一生，否极泰来，阴阳相生，正好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和合之理。真正的身心健康也是一种阴阳平衡，对死者的追思与对生者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死之哀痛与生之宝贵意义同等重要。只有对生死有了清明的认识，方能更加敬重生命、珍爱青春，尊重长者、关爱新生。这也许正是当今青少年德育急需强化的一项内容。
感恩祭祖与珍爱生命是清明节基本的人文精神内蕴。作为文化传统的清明节还有着更高的道德追求，那就是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清明节的踏青主题似乎并无新意，甚至常常让人误解为是“有闲”一族的一种宴乐休闲之举，或者仅仅是春天的一项户外活动，无法进入道德视野。这与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缺乏“生态”理念有关。实际上，生命的全部意义远非肉胎本身，也绝非抽象的思想精神。自然对于人类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个他者，生命从来就是物与我、天地人相互作用、共同完成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强化生命意识，将生之意义与死之价值联通起来考察，对当今的年轻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清明，这个美轮美奂的节日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上好的德育环境。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人们总是会想出各种理由来认真地享受大自然的惠予。历史上留下的清明诗章无不出自清明之心。“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宋•吴惟信《苏堤清即事》）清明之景饱含着对清明春色的热爱和对家乡山河的赞美。“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唐•张继《闾门即事》） 清明的天，清明的景，清明的兴致，清明的情怀，尽在清明时节的流连忘返之中。“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宋•程颢《郊行即事》）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清明，也是在审美人生。“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百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宋• 高翥《清明》）
春光好，春景美，春天里的河山更美丽。一年四季在人生成长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对人生的全部热情却是从春天开始培养的:太多的良辰美景好人好事都发生在春天里。春天是最为和煦、最为迷人的。懂得热爱自然，懂得从自然中感悟人生，获得智慧，这是中华民族性格能早熟于其他民族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华文化能彪炳千秋愈来愈受人青睐的原因之一。清明的环境催生了清明的生命，清明的道德哺育着清明的心性。因此，清明也是身心和谐的最高境界。
万物清明，人类有了心旷神怡的环境;心性清明，人生有了许许多多的意义;为政清明，国家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石;人际清明，世界有了和平共处的环境…… 清明的故事、仪式或活动都只是清明习俗的某种载体。在我国的几大传统节日中，清明是自然与人类、时间与空间、逝者和新生共同的节日。清明节的全部精髓尽在“清明”。后世对清明节的审美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积极的道德选择和弘扬。清明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代代相续、生生不息的清明民俗事象，既反映出忠君爱国、奉亲敬老的人伦美德，也隐含着正确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清明境界和道德规约，还孕育着珍爱生命与关爱自然、立足今生与关注来世等闪烁着辩证色彩的哲学思想和生活理念。传统节日一直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语境。无论是官是民，也不论是知识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传统文化之子。今天，我们不管是对传统节日的道德内涵进行解读，还是对其他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进行梳理，都是一个令国人心旷神怡而又言说不尽的话题。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第4篇
同样是讲故事，同样把故事讲成电视品牌栏目。《传奇故事》和《人间》无疑有着许多值得总结和研讨的成功之处，本文以叙事者为切入点，分析故事类节目应该怎么讲。
一、叙事者决定节目的定位和风格
叙事者指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2]或称“声音或讲话者”，[3]它与视角一起，构成叙述。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叙述者在材料的取舍、组构乃至说话的语气运用上都会对其特色和性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于以讲故事为主体的故事类电视栏目来说，讲述者的不同直接影响着栏目的定位和风格。
以异叙事者和同叙事者为例，异叙事者指位于他讲述故事之外的叙事者，他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因而 “可以凌驾于故事之上，掌握故事的全部线索和各类人物的隐秘，对故事作详尽的解说。”[4]这种全知全能的角色知道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哪里，并可以有意识的把这些部分衔接在一起使得故事情节很紧凑。因此以异叙事者为讲述主体的故事类栏目重情节讲述，定位于奇、异故事类，风格上较大气、理性。同叙事者指“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自己的或与自己有关的故事”[5]，这种处于矛盾中心的人物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受时，通常是情真意切的，提供的信息很详细，内心剖析也很深刻，因此以同叙事者为讲述主体的故事类栏目擅长情感表达，定位偏“情感类”，风格上比较细腻、感性。
二、叙事者在《传奇故事》和《人间》中的角色分配
胡亚敏在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叙事者类型界定为：异叙事者与同叙事者（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划分）；
外叙事者与内叙事者（根据文本中叙事层次划分）；
“自然而然”的叙事者与“自我意识”的叙事者（根据叙事者的叙述行为划分）；
客观叙事者与干预叙事者（根据叙事者对故事的态度划分）。
本文主要从叙事者与叙事对象关系角度来分析《传奇故事》和《人间》的叙事者。
1. 《传奇故事》以异叙事者为叙事主体，同叙事者附属异叙事者
（1）作为组织者的异叙事者
《传奇故事》主播就是“处于讲述故事之外，掌握故事的全部线索和各类人物的隐秘” 的异叙事者，他是故事的讲述者、组织者、评论者。
以2008年10月2日播出的《“糊涂”母子荒唐情》为例。每个主人公的经历、想法都通过主播的讲述都得以呈现。不仅如此，主播还可以在故事的时空中任意穿梭，对故事进行回顾或展望，通过分析理清线索。《“糊涂”母子荒唐情》中儿子女儿各执一词，究竟是哪一方对哪一方不对？仅仅听当事人的辩解，观众也分辨不清。栏目主播也就在这个时候对故事做了全景式的回顾，“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这个稍微显得有点乱的故事，1995年的时候这个家一分为二……”
主持人信手拈来的评点也是《传奇故事》的特色之一。《“糊涂”母子荒唐情》的结尾主播说道：“把一句老话送给这家人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真的都那么理直气壮吗？”每期节目的最后，主播都以这样的评论来结束故事的讲述。
（2）充当补充者的同叙事者
《传奇故事》中同叙事者的讲述很少，他们的话语 “嵌入”异叙事者的讲述，仅仅为主播“说道”提供缘由和论据。
例：《少女恋上有妇之夫 为报复抢劫情人妻子》中探讨樊花抢劫缘由的时候，主播说：“樊花也确实是不缺钱”，之后画面依次是――樊花母亲：“我们家不缺钱”；
参与抢劫的翟小飞：“她属于成功人士”；
樊花：“几百块钱，还没有我店里面一天的营业额多呢。”这些同叙事者及次同叙事者的话语都是主播那句“樊花也确实是不缺钱”的印证和补充。
2.《人间》以同叙事者为叙事主体，异叙事者只是引导和记录者
（1）异叙事者是引导者和记录者
《人间》的主持人和插播短篇中画外音叙事者都属于异叙事者：处于所讲述的故事之外。但不同于《传奇故事》，《人间》的异叙事者是“充当纯粹的记录者，有节制的发出信息”。[6]以8月28日播出的《破碎的明星梦》为例。
主持人周舟：“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那么这其中的隐情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人间事件”、“我想问一下，你女朋友当初是怎么到这家影视公司去的”；
画外音异叙事者声音：“志文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短信，这段来之不易的恋情就被毫无征兆的给终结了”，“姐妹俩说，他们去年尚未成年时被老板强行潜规则”。
主持人周舟只充当故事的引导者，引导主人公回忆发出更多信息；
画外音叙事者是紧跟人物充当纯粹的记录者。二者的话语穿插在同叙事者讲述中，主要起介绍人物和衔接引导故事的作用。对于故事的来龙去脉他们也同观众一样处于未知状态。
（2）同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主角
由于异叙事者并非全知全能，同叙事者就承担了把故事讲述清楚的责任。《人间》每期节目都是由多个同叙事者的讲述构成的一个完整故事。不管故事多么复杂，栏目组总是尽力把与故事有牵连的人找到，让他自己讲述。如《寻情记》这期节目中，被请到现场的讲述者就有9个。
《破碎的明星梦》中，主人公陈志文、当事人包包阿紫、志文女友宣萱，都依次被请到节目现场，每个人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自身所知完成对故事的讲述。同叙事者能剖析人物内心活动，因此《人间》同叙述者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自己独特的心理历程，使得节目能够进入到个人的心理纵深，解读生活与命运的奥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传奇故事》和《人间》在叙事者上的不同体现在异同叙事者谁为叙事主体上。《传奇故事》以异叙事者为叙事主体，主播独特的讲述方式使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在神采飞扬的讲述中，都变成了“传奇”，栏目定位为 “传奇故事类”，重视情节讲述；
《人间》中同叙事者大胆率真地释放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生活经历，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在他人的镜像关系中认识自己，栏目定位为“情感故事类”，重视情感表达。
风格上，《传奇故事》的主播在节目中的角色类似于古代的说书人，他“经常使用一些俗语以及中国古典名著中的精彩句子总结评论故事，这使得故事与现实生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链接”[7]，节目因此有一种“大雅”的氛围，叙事比较理性，风格比较“大气”；
而由于“处于各种矛盾中心的主人公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与受众产生共鸣”[8]，因此《人间》擅长展示人物心理情感，着力提供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风格比较感性、细腻。
三、合理分配异同叙事者的“讲述权”才能讲好故事
异同叙事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任何一方话语的过度运用，都会造成故事类节目的失衡。异叙事者话语过多，会使节目陌生化、说教化，难以深入展现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不易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
同叙事者话语过多，容易使节目主题分散，失去节奏和导向性，落入俗套或陷入琐事的无谓争论。
1．《传奇故事》重异叙事者，轻同叙事者直接导致节目个人倾向强、不够客观，有高度，但没深度；
其次是使节目过于陌生化，始终与观众保持一段距离。
例一：《少女恋上有妇之夫 为报复抢劫情人妻子》这个故事通过题目就可以知道大概，而节目却做了近30分钟，大部分是金飞的讲解、评论：“你听这樊花说的，还真够玄乎的。”“说到这鬼上身呢，这玩意儿就不足为信了。”“樊花所说的这些理由实在是太可笑了，很幼稚。”这种主持人即兴言论会让观众觉得主持人话语过多，优酷网友对这期节目的评价就有：“主持的废话真多”。同时说教性的话语使节目显得冗长拖沓，减少了观众对故事的期待。
例二：《“糊涂”母子荒唐情》中栾老太太讲到：“我不给她，她打我，她把我的户口偷了，迁走了。”这个时候。观众很想知道这个“她”是谁，但是老太太的讲话的画面就此停住了，下一个镜头就回到演播室，由主持人金飞说：“那么这个让老太太恨的牙根都痒痒的‘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说起来这也不是外人，就是石老太太（可能是主持人口误，应该是栾老太太）的女儿。”虽然这样观众也获得了欲知的信息，但如果能够由老太太亲自讲出来是她女儿，再加上老人当时“恨的牙根都痒痒的”的表情，这期节目将更精彩。异叙事者对细节信息和人物的内心表现不够深刻，不能拉近观众与节目距离，给《传奇故事》留下了一定的缺憾。
2．《人间》以同叙事者为叙事主体。缺陷在于：人物所知有限，他难以深入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也无法掌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些情况下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
例：《破碎的明星梦》中女友是否遭遇“潜规则”？主人公志文无法给出答案而只能凭借猜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后来的故事却印证了宣萱的确是遭遇了摧残）。但总体来说，《人间》在异同叙事者话语分配上比《传奇故事》合理，它在坚持同叙事者为叙事主体的同时，也给予异叙事者充分的“讲述权”：主持人适时的发问既引导了故事的走向，保证了节目不跑题，又使更多细节信息得以展现，升华了故事主题；
画外音叙事者概括了当事人的经历，免除了当事人冗长的回忆，保证节目的“共时”性；
必要的时候，栏目组还请来专家现场对当事人所遇问题予以科学的建议，增强了节目客观性。“讲述权”分配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人间》的后来居上。
因此，故事类电视节目在使用异叙事者叙事时，要注意同叙事者的补充作用，细节信息、心理剖析部分要用同叙事者的讲述；
同时异叙事者为讲述主体的节目对主持人要求极高，他不仅要有较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要能够对事件做出精彩的评点，这类节目的传播价值主要来源于讲述者对故事的解剖驾驭过程。《传奇故事》中异叙事者个性化的讲述使得整个节目成为无法复制的精品。如果一个以异叙事者为讲述主体的的节目其讲述者的个性魅力不够，则栏目的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同叙事者为叙事主体的电视栏目，要注意异叙事者的组织构建作用和导向性作用的发挥。这一点上《人间》的做法值得借鉴。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故事的时代，而是讲述的时代，故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用什么方式讲故事。”[9]在当今节目资源短缺，故事类节目又大受欢迎的情况下，我们主张要学会复制和克隆，对成功的电视节目成功之道的把握，可以让我们弄清可复制的机制，进而在发扬对方优点、摒弃缺点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特色，进行资源重组，做出更加优秀的电视节目。
注释：
[1] 胡智锋、张国涛：《私人情感电视呈现的新探索――以江苏卫视为例》，载《当代电视》2007年第9期。
[2] 托多洛夫：《文学作品分析》，载《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3]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4]、[5]、[6]同上，第41页。
[7] 王伟《论中国故事类栏目定位与发展》，载《现代视听》2007年第10期。
清明节的故事传说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吕熊；
《女仙外史》；
遗民意识
作者简介：程国赋，男，安徽安庆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杨剑兵，男，安徽桐城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吕熊及其《女仙外史》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对昌熊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证，如杨锺贤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吕熊与<女仙外史>》等；
对《女仙外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回末评点等方面，如杜贵晨的《<女仙外史>的显与晦》、刘倩的博士论文《“靖难”及其文学重写》、杨梅的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等。然而，学界在吕熊的明遗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及才学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论述。有鉴于此，笔者对此试加探讨。
一、吕熊的明遗民身份
“遗民”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左传》闵公二年曰：“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孔颖达疏云：“经、传皆云十二月狄人卫，卫人东徙渡河，收集离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为之歌《陈》。’”孔颖达疏云：“《正义》曰：‘见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忧思之远也?非承令德之后，谁能如此深虑也?从上述“遗民”一词及其注疏来看，遗民最初是指亡国之民。后世文献基本承袭这一内涵。直至清初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对王莽政权时的汉遗民进行分类，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内涵才清晰起来。此文将汉遗民分为三类，包括“生于汉朝，遭新莽之乱，遂终身不仕”者，“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者，“显于东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还出现了“遗民”与“逸民”内涵相混淆的情况，归庄在《历代遗民录序》中亦对其进行了明确区别：“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根据上述“遗民”内涵及“遗民”与“逸民”的区别，同时，结合清初的具体情况及《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叙例》对“明遗民”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明遗民至少应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于明亡(崇祯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
二是不在清朝出仕、应试，即不能拥有清朝的官衔与功名，但在南明任官、应试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
三是一般为士人，即拥有一定知识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层士大夫。
在界定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后，我们再来看吕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学界引用吕熊生平材料较多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藏国家图书馆)，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遗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山县志》等三县志中吕熊的生平材料，学界较少涉及。同时，谢正光等《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明遗民录汇辑》等均未收录吕熊。现据上述四县志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吕熊完全符合明遗民的基本条件，其当为明遗民无疑。
(一)吕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对于吕熊的生卒年，学界颇有争议。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称：“吕熊当生于明崇祯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据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证，吕熊生年当在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间，卒年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间。徐扶明《吕熊与<女仙外史>》称：“(吕熊)大约生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大约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杨梅在其硕士论文《吕熊与<女仙外史>》中称：“吕熊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虚八十二岁。”总之，吕熊生年的上限时间为明崇祯六年(1633)，下限时间为崇祯十五年(1642)；
卒年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时间为清雍正元年(1723)，显然符合明遗民在时间上的条件。
(二)吕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与应试。吕熊在人清后，曾做过清朝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幕客，还与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广州府太守叶旉、江西学使杨顒、江西廉使刘廷玑等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其终身一布衣。据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阳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长七尺、戟髯、铁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国变故，命熊业医，毋就试。顾熊性独嗜诗歌、古文及书法，博习不厌。于公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复旧任，再延入幕。凡所赞画，动中机宜。及奉命治河，将题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渡浙江，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会按察刘某、佥事韩某，皆旧交，相与流连诗酒，东湖中有亭台，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僦舍居焉。韩、刘罢，乃去。客南安陈奕禧所。奕禧卒，复度岭探胜，概为广州修郡志。事峻，归东湖。寻以旧著《外史》触当时忌，乃归吴门。年八十余卒。所著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叶均禧、汤宽二传合纂。
再据道光六年(1826)《昆新两县志》卷27《人物·文苑二·吕熊传》载：
吕熊，字文兆。伟躯干、戟髯、铁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国变，命熊业医，毋就试。熊少嗜诗、古文。于成龙巡抚直隶，聘入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数年，成龙再延入幕。及为河帅，将荐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辞之。已适越，上子陵钓台，访括苍洞、天石门瀑布诸胜。至江右，以当事多旧交，僦舍东湖。东湖，故徐孺子、苏云卿遗迹也。流连诗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复度岭为广州修郡志，事峻，返东湖，寻归里，卒年八十余。
光绪六年(1880)《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吕熊传》与《道光昆新两县志》中的《吕熊传》同。另据《昆山县志》第27篇《人物·吕熊传》载：
吕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学家。字文兆，号选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诗、古文，所作文章经济，精奥卓拔，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客，一切条议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龙幕，为其处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复为广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还故里，80余岁卒。熊平生学问，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书，全书凡100回，述明代唐赛儿事。所著还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
综合上述四县志中的《吕熊传》，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吕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试”的父训，却未完全遵循“业医”的父训，虽著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
二是吕熊虽两次担任于成龙的幕客，还“客南安守陈奕禧所”并“为广州修郡志”，但他终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荐授通判”，还“固辞之”。所以，吕熊在坚持民族气节方面，亦符合明遗民的条件。
(三)吕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据上述县志记载，吕熊著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诗经六义解》体现了经学成就，《明史断》体现了史学成就，《续广舆记》体现了地理学成就，《前后诗集》《女仙外史》体现了文学成就，《本草析治》体现了医学成就。但遗憾的是，其所著“《诗经六义解》引》。《明史断》《续广舆记》《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皆不传。除《女仙外史》外，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为寄寓学问与心事的《女仙外史》，吕熊表现了自己众多方面的才学，如历史典故、诗词歌赋等方面。下文将有详论，在此不作赘述。
总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从生活时代、民族气节、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遗民的特点，而众多明遗民录未将其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女仙外史》的遗民意识
吕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遗民的三个条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还表现了浓厚的遗民意识。这既是吕熊作为明遗民的另一重要佐证，又是《女仙外史》主题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女仙外史》所表现的遗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篡国者”及其追随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对“篡国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现在：
1.小说以建文年号取代永乐年号。我们知道，有些史书，如明代无名氏《奉天靖难记》曾将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这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表达了作者对“篡国者”的不认可。2.朱棣残酷迫害逊国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计873人；
暴昭遭剜喉、断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剐死赤族；
一董公名镛，腰斩，女发教坊，屠及姻党二百三十余人；
一谢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韩夫人与四女皆发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锦衣卫狱；
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弃市。”(第21回)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篡国者”的暴戾，跃然纸上。3.小说多次称“篡国者”为“燕贼”。据笔者统计，小说中称“燕贼”的回数多达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计38处。而这种蔑称在《承运传》《续英烈传》等靖难题材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可见作者的痛恨之情。对“篡国者”的罪责进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说第93回，唐赛儿在讨逆檄文中开列了燕王12条罪状，包括定性靖难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庙号、“遣逆臣四处搜求行在”、“族灭忠臣数百家”、“发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陈奕禧对此评点曰：“其数燕藩十二大罪，较之汉高数项羽十大罪，尤为真确允当。”
小说除表达对“篡国者”的痛恨外，还对其追随者表达痛恨。如小说第44回与第78回分别描写了10万倭寇与众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师的灭顶之灾，明显表现了作者对助燕之师的痛恨，诚如逸民评点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灵，倭酋扰乱我边陲，遭其劫杀者不可数计。作者盖痛恶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剑而馘倭奴十万，一火而灭三种蛮酋，恭行天讨，焉得减算?”。
小说还着重描写了燕王军师姚广孝不得善终的过程。姚广孝南下寻师，到长洲(今江苏苏州)时先遭寡居亲姊的詈骂，后又遭一位樵夫利斧的砍杀和一位农人铁锄的击打，但都幸免于难。到杭州时，又遭一位不明真相的小官的暴打，“那白的是肉，紫的是伤，黄的是粪，红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师臀上开了个五色的染坊”(第88回)。最后，姚广孝的生命结束于嘉兴府崇德县的女儿亭。上述情节除亲姊詈骂于史有据外，其余均为虚构。由此可见。吕熊对那些追随“篡国者”是何等痛恨。
(二)对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恋。《女仙外史》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自己对故明的眷恋。一方面小说选取了建文帝出亡之说。我们知道，建文逊国后的去向问题一直是个历史之谜，主要有两说：一是焚死说。主此说的主要有《明实录》《明史》等。其中《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是出亡说。主此说主要有史仲彬《致身录》、钱士升《从亡随笔》、赵士喆《建文年谱》等。明人撰史时持此二说，主要是因撰史者对燕王与建文的认可与否，而清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则明显具时代之烙印，正如孟森指出《明史》主建文焚死说的那样：“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既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桧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撰《明史》者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时选取建文出亡之说，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希冀明廷之脉能够延续的遗民情结。
另一方面，吕熊还在小说中追谥殉难、殉节者。我们知道，“凡逊国殉难诸臣，终明之世，未尝追谥”。吕熊之所以如此，除补史之缺外，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那些殉难、殉节诸臣的忠义气概的崇尚。小说第46回赠谥殉难诸臣计51位，包括景清、铁铉、方孝孺等；
殉节诸臣计29位，包括王叔英、张安国、曾凤韶等；
阵亡死难诸武臣计17位，包括瞿能、张皂旗、宋忠等。第100回还追封了忠臣之母、妻、女节烈者计40位，包括铁铉、方孝孺、黄观等之妻、女、
母者，依据不同的节烈情况，分别封以义烈、孝烈、安烈、哀烈、清烈、宜烈、超烈、超节等8种称号。
(三)天命思想中蕴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小说除表达作者对“篡国者”的痛恨与对逊国者的同情外，还宣扬了天命思想。这种天命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唐赛儿起义勤王演化成了结天廷中 的一段夙怨。在天廷中，天狼星曾向嫦娥求婚，但遭嫦娥严辞拒绝，他们也因此而结下了一段怨恨。在他们分别下凡投胎为唐赛儿与燕王后，也就将这种对天廷的怨恨带到了人间。燕王靖难之时，即是唐赛儿起义之时，诚如第15回开篇所云：“话说天狼凶宿，即燕王也，嫦娥在天上与他结了大仇，转生到下界，两家便为敌国。这里面就包着两次劫数，自始至终，一主一宾，是这部书的大纲目。前回月君回至山左。燕王靖难师已下江南，就该接着起义勤王。”而后来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是在“大纲目”下展开的。朱棣驾崩之时，亦即唐赛儿勤王结束之际，小说亦即到了尾声。
小说在建文流亡与唐赛儿起义勤王等诸多情节上均有虚构，但有一点作者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建文逊位于燕王，正如明清改朝换代一样。吕熊在创作时，面对无法改变的历史与现实，只能无奈地接受，但仍然表达着自己的愤懑与同情、贬斥与褒扬等复杂情感。小说最后让明英宗以“儿孙礼拜见”建文帝，并称之为“太上老佛”(第100回)，但这只不过为建文帝的结局划上一个美丽的尾巴，不过是作者对明廷寄寓良好的愿望而已。
吕熊之所以在《女仙外史》中作历史翻案之举，诚如刘廷玑于《在园品题二十则》采其语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
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杜贵晨亦指出：“《女仙外史》寄寓了清初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有的家国之痛，借唐赛儿勤王义举略得抒发，自然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另外，清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时，《女仙外史》被列入禁书。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女仙外史》确“触当时忌”。
三、《女仙外史》的才学化
乾隆时期，古代小说史上诞生了第一部才学小说《野叟曝言》，鲁迅谓之“以小说见才学者”其实在此之前的《女仙外史》，已初具才学小说的规模，刘廷玑谓之“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章培恒亦称其“实开这派小说(按：指才学小说)的先声”。然而，学界对《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及其产生原因的探讨仍较为欠缺，在此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再作探讨。
(一)《女仙外史》的才学表现
《女仙外史》涉及到的才学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以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两方面最为突出。
1俍历史典故的运用。《女仙外史》涉及的典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二是诗词中的典故，其中故事情节中的典故以天狼星、嫦娥与后羿、聂隐娘、公孙大娘等较为突出。关于天狼星的典故。史书中的《天文志》多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日狼。狼角变色，多盗贼。”《晋书·天文志上》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文学作品亦大量采用，最早的当属屈原《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最为耳熟能详的是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等。小说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对“篡国者”朱棣的痛恨。
关于嫦娥与后羿的典故。嫦娥即《山海经》所记“生月十有二”之“帝俊妻常羲”。《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人高诱注云：“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淮南子集解》引庄达吉云：“‘妲娥’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妲’，《文选》注引此作‘常’，淮南王当讳‘恒’，不应作‘恒’，疑《意林》是也。”又引洪颐煊云：“《归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恒’改为‘常’，是汉人避讳字。张衡《炅宪》作‘姮娥’，《说文》无‘妲’字，后人所造。”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嫦娥与后羿的故事，不胜其数。小说在引用这一典故时，加入了嫦娥投胎为唐妲、后羿投胎为林三公子的情节，可谓对这一典故的承袭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1回中描写了嫦娥“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愿遽薙深以为惭”，明显是对清初江南地区反薙发现实的观照。
关于聂隐娘的典故。聂隐娘的故事本于唐裴铡《传奇·聂隐娘》，收录于《太平广记》卷194。罗烨《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篇目中也有《西山聂隐娘》一目。清人尤侗据以改编为杂剧《黑白卫》。但《女仙外史》中的聂隐娘故事与《聂隐娘》及其改编作品中的聂隐娘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女仙外史》中只保留了聂隐娘女剑侠的形象，而具体的故事情节则是唐传奇及其改编的杂剧中所没有的，如小说是以聂隐娘法场救取刘超(第22回)来出场的，又由于在多次战役中有突出的表现，后来也成为唐赛儿勤王之师六大女将之首。小说作者将聂隐娘塑造成如此神化的女侠，与聂隐娘故事的广泛流传不无关系。
关于公孙大娘的典故。公孙大娘是唐开元时一位善舞剑器而闻名者。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平御览》引《明皇杂录》云：“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郑蜗《津阳诗》、清郑日奎《读李青莲集》等作品中均有记载。由上述材料可知，公孙大娘只是一位善于舞剑的艺人，而《女仙外史》则将其塑造成仅次聂隐娘的六大女将之一。当然，由于她善于舞剑，小说中也就成为了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女剑侠，与其有关的所有情节均为作者虚构。作者在小说中较多引入女侠典故，笔者认为可能与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较多女性英雄有关，而这些女英雄又多是抗击推翻明廷的农民军，或不与清廷合作者。如抗击张献忠的秦良玉、沈云英、岑太君；
抗击李自成的刘淑英，还有假扮长公主刺杀罗汝才的费宫人等。其中沈云英、刘淑英、岑太君还是不屈清廷的明遗民。
除在故事情节中运用典故外，《女仙外史》还在诗词中较为普遍地运用典故。笔者在此仅以小说第13回中的御阳道人吕律几首咏史诗为例，如《咏鲁仲连》云：
六王皆为仆，一夫独不臣。岂知三寸舌。能却百万兵。兴亡系天下，宁独邯郸城。秦邦屈高风，因之削帝名。留得宗周朔，萧条东海春。此诗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宗周之意，
同时表达吕律意欲奉建文为正朔。诚如赛尔评此诗曰：“此即夫子宗周之意。先生盖借仲连之言，以存周朔于万世也。”又如《咏商山四皓》云：
日月尚可挥，山岳亦易移。由来妃妾爱。三军莫夺之。汉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一时良与平，束手无半计。商山采芝流，来与储皇游。始知隐君子，方能定大谋。炎鼎遂以安，奇功若无有。忽乘白云逝，神龙只见首。
此诗借用商山四皓(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辅佐太子刘盈(按：即后来的汉惠帝)的典故，表明吕律以商山四皓自喻，捍卫可能受到危及的政权。唐赛尔评曰：“此薄轩冕无人，而言隐沦中有异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经纶，将必敛入于虚无，亦如神龙之不露其尾者乎!”又如《咏留侯》云：
一击无秦帝，千秋不可踪。英雄有道气，女子似遗容。灭楚由黄石，酬韩在赤松。从来王霸略，所贵得真龙。
此诗包含张良一生中几个广为人知的典故：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接受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从游赤松子、状貌如妇人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希望自己犹如张良一样得到“真龙”的垂青。又如《咏武侯》云：
草庐三顾为时忧，王业嵬然造益州。二表已经诛篡贼，两朝共许接炎刘。木牛北走祁山动，石阵东开夔水流。五丈原前心力尽，可怜少帝不知愁。
此诗蕴含了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重要典故：三顾茅庐、前后《出师表》、木牛流马、病死五丈原等。此诗意在表达吕律如果有“真龙”可以辅佐，将以武侯为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上述数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诗歌用典中也常常表达着自己的遗民意识。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明显有“义不帝清”之意，因为在清初遗民诗词中“秦”多暗指“清”，而关于商山四皓、张良、诸葛亮的典故又都与维护汉朝正统有关，此又暗示我们作者有维护明朝正统之意，犹如宋遗民常常利用汉代故事表达自己的故宋情怀一样。
2.诗词赋法的引入。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运用典故来逞才，还直接通过诗词赋法的创作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表达自己的遗民意识。小说第14回在这方面有集中体现。此回主要描写唐赛儿与鲍师游历九州，每到一处都欣然题诗。这一回的诗作多达25首。还有词一首、偈语一首。综观这些诗词创作，除相当一部分是写景作品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历史典故与暗喻现实所作的，如唐赛儿与鲍师到淮阴时，为漂母题诗一首云：“赤帝山河没，王孙恩怨消。只留漂母在，终古奠兰椒。”这显然是对韩信感恩漂母事的一种赞美，而清初诸多士人的降清显然是对这一美德的背离。到广陵时，题诗讽喻了隋炀帝的荒淫：“红粉三千翠袖回，竹西歌吹旧亭台。君王去后琼花死，廿四桥边月自来。”这种讽喻如果移植到晚明的万历、天名、弘光身上亦颇为恰当。到桐庐严子陵钓台时，题二句诗：“掉头岂为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这是对严子陵高尚情操的尊崇。到云南时，针对滇水倒流现象题诗云：“此水何为独倒行?朝宗无路更无情。藩王要窃皇王命，人意能违天道行。”这明显有暗喻吴三桂等三藩叛乱之意。在四川登剑阁时，题诗云：“剑阁千夫御，阴平一旅过。可怜汉统系，才得蜀山河。邈妇心难泯，谌孙泪不磨。从来佞臣舌，覆国胜矛戈。”这明显是对故明的眷恋与对明亡的哀痛。在晋南时，为石勒墓题诗云：“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坟。玉衣消宿莽，金磬彻空云。一阁千峰抱，孤城万户分。袖中双剑气，谈笑扫尘氛。”这显然是为这个十六国时期从奴隶到皇帝的后赵建立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又似有效不勒建功立业之举。刘廷玑对这些寓意颇深的诗歌评价道：“至若卷内诸诗，直可贯彻三唐，岂仅时流不敢望其项背。”不过，这种评价似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在这些诗歌中表现自己种种复杂的遗民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
《女仙外史》中的“赋”如同其他通俗小说一样，从用韵不严谨的角度来说，不能称之真正意义上的赋篇。同时，其对偶现象又较为突出，但从四六句式上说，亦不能称之骈文。所以，小说中的诸多“赋”只能称之骈体化、用赋法。这种赋法一般在场景描写、人物描写等情况下运用。如小说第15回对燕将朱彦回外貌衣着的描写：
面孔歪斜，脸上有围棋般大的黑麻几点；
眼眶暴突，睛边有苧线样粗的红筋数缕。身长八尺，穿的是镔铁打就柳叶重铠；
腰大十围，使的是熟铜炼成瓜棱双棒。向日呼名是狗，今朝赐号称猪。
这种赋法的运用，一方面发挥了赋的传统铺叙功能，比使用白描手法更简练、更具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将作者的评判因素蕴含其中，如对朱彦回的外貌衣着描写，明显表达了作者对燕将的厌恶。
小说除在历史典故的运用、诗词赋法的引入等方面突出体现吕熊才学外，还在经世之学方面体现了其才学，如第14回的名山大川的游历、第19回的五行阵(又名七星阵)法的创设、第37回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的重建、第50回的“通灵七圣散”的发明、第83回的君臣典礼与男女仪制的建立、第84回的刑法赋税的改革等。
(二)《女仙外史》才学化产生原因
1苧与作者人生经历有关。据上述县志记载，我们知道吕熊曾撰有《续广舆记》《本草析治》。与此二书相关的地理知识和医学知识在小说第14回与第50回都有集中表现。如梳理一下小说第14回所叙唐赛儿、鲍师游历九州的路线：卸石寨—淮阴—广陵—金山、焦山—金陵—吴门—临安—天台山—曹娥江—桐庐严子陵钓台—金华—雁荡山—武夷山—匡山—岭南—赣关—大孤山、小孤山—武昌黄鹤楼、汉口晴川阁—汉皋—湘江—衡山—粤西—云南—峨眉山—成都、剑阁—昆仑山—终南山、乾陵—五台山—晋南石勒墓—洛川—嵩山—汴梁—卸石寨，从中可以见出，吕熊对全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烂熟于胸，这与其编撰《续广舆记》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明陆应阳曾辑有《广舆记》，清蔡方炳对其增订，“是编因明陆应呖(按：应为陆应阳)《广舆记》而稍删之。大抵抄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吕熊的《续广舆记》现已散佚，成书时间亦不可考，但蔡方炳在《增订广舆记序》中未提及《续广舆记》，而《增订广舆记》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换言之，吕熊《续广舆记》可能产生于《增订广舆记》之后。这也得到刘廷玑的证实：“近以陆伯生、蔡九霞篡辑《广舆记》，止详注各府而略州县，不足备考，乃编成《续广舆记》，颇为详明；
以卷帙浩汗，尚未能付梓。”
小说第50回还表现了作者在医学方面的建树。当时鲍师针对“各营将士，多害的头眩腹胀、上呕下泄，动弹不得”的疫情，使用了一种叫“通灵七圣散”的药物进行治疗，效果颇佳。这种药物由七种中药组成，即苍术、白芷、雄黄、木香、梹榔、官桂、甘草。考之古代医书，苍术“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等；
白芷“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头眩目痒”；
雄黄“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
木香“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目，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
梹榔(亦作槟榔)“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
官桂“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
行血分，通毛窍”；
甘草“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强筋骨，补气，生肌，解毒，疗痈肿”。现在吕熊所撰之《本草析治》已失传，但我们从小说中所开出的药方与医书进行比照，还是发现其有科学性。
2.与作者的遗民身份相适应。我们知道，吕熊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且又生活在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在小说中表现自己强烈的遗民意识亦在情理之中。我们从上文所论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小说第14回描写唐赛儿游历压山时，题诗云：“厓山犹讲学，
3.与古代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有关。古代文人向来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吕熊由于遵循“毋就试”的父训，未曾在清朝参加过任何科举考试，当然也就不能人仕为官了。这样，吕熊的满腹学问却无法施展。于是，在小说中表现自己治理国家的文武韬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从上面论及的各方面学问当中，就不乏有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仪礼制度、赋税制度，甚至军事阵法等。而这所有制度的创设者主要以军师吕律为代表。“所谓吕军师师贞者，即文兆所自寓”。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吕律实际上即为作者自况，而吕律所创设的制度也就是作者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熊在遵循“毋就试”的父训下，入清后虽与清廷官员多有交往，但是自始至终未曾入仕为官，保持了一个明遗民应有的民族气节，这种民族气节在小说作品中表现为浓厚的遗民意识。这种遗民意识既表现在故事情节中，又表现在历史典故的运用及诗词赋法的引入当中。同时，包括典故、诗词赋法在内的诸多才学，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抱负。笔者认为，明遗民吕熊创作的《女仙外史》既是一部遗民意识非常浓厚的遗民小说，又是一部体现作者政治抱负的才学化小说。
[参考文献]
[1]杨锺贤，《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与胡小伟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j].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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