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莲好
(湖北科技学院 档案馆，湖北 咸宁 437100)
(一)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愈益深重
西方列强的掠夺与渗透，封建政权的剥削与压迫，鄂南地区经济社会严重衰败，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探寻新的出路。人民群众为谋求自身解放，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反清革命浪潮遍及全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然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民众先后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但都失败了。革命的挫败、社会的动荡、民众的苦难，促使鄂南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觉醒起来。他们开始探寻拯救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出路。郝绳祖就是其中的一位。
郝绳祖(1872—1946)，男，字筱璋，号蟫园，湖北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双泉村人。清末毕业于武昌湖北省立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学堂录用，担任教习和总教习，并在校外兼做律师。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与法国人打官司，刘聘郝绳祖为辩护律师，获胜诉。从此，郝名声大振。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走上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大革命时期，与董必武、钱亦石、邓初民、李汉俊、詹大悲等，从事反对军阀统治的秘密活动[1]。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19—1922 年，他发表了近百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仅次于李大钊 、陈独秀的第三号人物。郝绳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反帝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和民主思想的广为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各地青年学子纷纷参加当地的罢课、游行及抵制日货的斗争，声讨北洋军阀卖国行径。鄂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子进一步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以宣传民主、提倡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鄂南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舒步程、赵世当、吕金城就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
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在急剧动荡的年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冲击着中华大地，也震撼了舒步程年轻的心灵。他看到建立在租界上鳞次栉比的洋楼，陈列在商店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洋货，横行在大街上耀武扬威的洋人，游弋在江面上挂满五彩旗帜的洋船，不由产生一种屈辱感。他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祈祷时，想的是如何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反省自己埋头读书不问政事的过去。于是他走出校门，参加了鄂南旅省学生举办的同学会、同乡会、读书会，和大家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2]。
赵世当，字宜兴，1908年5月17日出生于湖北通城县九岭一书香人家。他6岁时，父亲赵鸣盛病逝，母亲刘群英知书达理，常向年幼的赵世当讲述三国、水浒的故事和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济世拯民、精忠报国的英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1920年春，赵世当进入高等小学堂学习。他以“读书不忘救国”自励，经常自编歌词，宣传“五四”运动，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穷人的生活。1922年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七周年国耻纪念日。通城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这天，赵世当召集十多名进步同学在县福音堂开会，筹划抵制日货和反日游行示威，当时遭到警察粗暴干涉。赵世当怒气冲天，当即大声痛斥警察为虎作伥，卖国求荣。同学们都纷纷提出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警察瞠目结舌，无言可对。白天会议没有圆满成功，晚上，赵世当在学校里，又召集了全校进步师生继续开会。会议制订了行动纲领、宣言、标语口号。翌日，全县师生上街举行了游行示威。在学生的影响下，全城工人罢工，市民罢市。赵世当一马当先，带领师生阔步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他还用豆腐干雕两枚印章，刻上“亡国奴”“毋忘国耻”，遇着穿洋布衣、卖东洋货者即盖上印章，以示惩戒。从此全城禁卖日货[3]。
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吕金城，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后为生计，以教书为业。受辛亥革命影响，早年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新思想，阅读《新青年》和马列著作等书刊，逐步认识到只有从事工农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1925年，结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沈国桢、中共薄圻县委负责人漆昌元等一批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下，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追随者，逐渐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的一员[4]。
(三)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开放，使一批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在鄂南的早期传播储备了中坚力量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鄂南各县旧式学堂如私塾和义塾纷纷解体。新式学校逐渐发展起来。新式学校的兴办，培养了一批爱国、进步、开放的新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鄂南各县的有志青年相继走出家门。外出求学，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鄂南最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体，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鄂南早期传播的生力军。如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3年，赵世当从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到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附中继续求学，1924年间转入该校师范科学习；
1902年出生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麓宝石村的舒步程于19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武昌一师范学校读书；
湖北咸宁张公乡聂樊村人聂洪钧1922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堂；
1892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大幕乡马安头村的陈宏谟于1925年进入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学习；
出生于蒲圻县石坑乡的王斐然1920年考入蒲圻城关中学，1924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任教。
(一)传播主体
一批在省内外求学的鄂南籍青年学子，结识董必武、李汉俊、陈卫东、澎湃等共产党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倾向革命，分别在武汉、广州等地参加进步社团，加入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到家乡后成为在鄂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
1920年，出生于蒲圻县上寺团山里漆家16岁的漆昌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两湖师范学习，随后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医科学习。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不久，马列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扩大，工农群众和进步青年学生同北洋军阀的斗争日益激烈。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漆昌元以满腔热情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被推为中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湖北省学联执行委员，并加入了国民党。1922年，在一次学生集会上，他认识了恽代英，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漆昌元受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执委的派遣，从武昌返回蒲圻秘密进行革命串联，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5]。
蒲圻县石坑乡人王斐然1924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他结织了共产党员董必武同志，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倾向革命，经常和进步人士探讨救国之道。1927年他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迅速回到家乡，与程浩泉、唐崇礼、王培元等蒲圻县地下党组织主要成员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在石坑渡一带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协会，举行“八月十五大暴动”(即秋收暴动)，与当地土豪劣绅进行了不折不挠的斗争[6]。
1923年赵世当进入省一师后，很快结识一批进步师生。他以研究古文作为掩护，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经常秘密参加讨论会，发表马列主义才能救国的主张。1925年3月，经共产党员陈卫东介绍，赵世当在省一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通城县第一名中共党员。1925年暑假期间，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赵世当毅然退学回乡，开展农村革命斗争[3]。
聂洪钧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选送到第四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10月经彭湃、罗严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后返回湖北，被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6年7月被派往咸宁，以省农协驻鄂南特派员身份进行革命活动、策应北伐[7]。
1925年，陈宏谟进入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学习。当时同在该校学习的咸宁籍同学有刘尊美、王辅先、刘秉彝等人。他们一起探讨国事，每每谈到国家现状，总按捺不住心头的悲愤，却又苦于寻不到一条拯救中华的良策。恰逢在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共产党员聂洪钧常到学校相聚，与同学一起议论时政。聂洪钧在言谈之中常常给人以挥云拨雾之感，他的言行感染着陈宏谟。经聂洪钧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7月，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聂洪钧和陈宏谟受党的派遣回咸宁做农运工作，投身到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8]。
出生于通山县燕厦文宣村的成子英1924年入武汉甲种商业学校深造。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武汉工农运动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十八九岁的成子英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5年7月，他与罗伟、曹大骏等20余人组织了“青年促进会”，学习马列主义，研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与策略，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思想觉悟显著提高。是年冬，经罗伟、曹大骏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两湖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子英毅然放弃学业，进入省农协与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的农运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被任命为省农协会特派员，前往阳新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8月，正值北伐军在鄂南激战之际，成子英回到家乡组建了农民协会[9]。
(二)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主要是通过创办学校、建立社团、发行报刊、编写歌曲、成立发展党团、发动阶级斗争等途径展开。
舒步程回到通山县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在县部委、县农协的支持下办起郑家坪、石门、西坑、宝石、县城等平民学校十余所。他还积极参加禁烟禁工作，亲自编写《戒烟歌》《禁烟歌》发至学校，让学生演唱。1926年12月，他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参加通山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代表们推选为禁烟禁委员会主任。舒步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刻写禁烟禁宣传材料，在代表大会上广为散发。一时间，“鸦片本是西洋外国草，卖到中国换黄金，坑害多少人”“民众齐动员、快戒鸦片烟”“唯有鸦片害处大，倾家荡产害死人”等歌声传遍全县城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县党部组织的9 000人反英斗争中，舒步程和他领导的禁烟禁宣传队走在队伍的前列，他带头冲进县城内的英国教堂，缴获了传教士私贩的烟土、私藏的烟具，公开地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在群众的唾骂声中，昔日威凤凛凛的传教士被民众逐出通山县城。善于抓火候的舒步程趁热打铁，在1927年春节前后，查封了县城的烟馆、烟场，将几个屡教不改的烟鬼游街示众。接着，他足迹踏遍全县乡村，在当地农协会、妇协会的支持下，先后在横石、船埠、高湖、焦夏、山口、西坑、杨芳等地捣毁烟馆、烟场100余家，缴获烟具数百件当众销毁。并让那些确有悔改的吸毒者现身说法，收到较好的效果。连一些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人都说:“禁烟禁，委员会的舒主任干得好，为全县民众除了两大公害。”[2]
赵世当成立“青年读书团”，组织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骨干。经过半年时间的工作，他先后发展了20多名地下党员，建立了通城县共产党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平江、通城、岳阳三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建立农协组织，在赵世当的积极领导下，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三个月内，通城的各级农协组织，拥有会员2300余人。在此基础上，赵世当因势利导、及时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三杀、两抗、两减、一赶”(即杀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杀流氓地痞；
抗捐、抗债；
减租、减税；
赶天主教神甫)斗争[3]。
1924年，黄云岸在岳阳南门吕仙亭参加郭亮组织的工人俱乐部。1925年夏，黄云岸回到家乡通城，与赵世当、黄菊庄一道，组织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刘书堂、孔宪元、徐步云等20余人，建立“青年读书团”。他又在中段刘绍成家办起读书团，研究马列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等问题[10]。
聂洪钧组建成立中共咸宁特别支部，任书记，发动工农群众，成立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抗押、抗债斗争，建立农民自卫军2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北伐军攻打汀四桥、贺胜桥的战役，参加了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鄂南区委书记，1927年4月组织成立了鄂南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统一领导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等地的武装斗争[7]。
陈宏谟回咸宁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组织反麻捐斗争。反麻捐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咸宁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当中起初有些凭一时之气加入到反麻捐的队伍中来，有些是持观望态度或看热闹的，通过反麻捐斗争的事实，他们感到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继续战斗，才能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砸碎套在自己身上的锁链。而这一切的取得，必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入组织，力量才会进一步壮大。不到1个月时间，全县秘密农协小组和工会小组发展到100多个，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二是打击豪绅地主的嚣张气焰。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将罪大恶极的陈理堂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处决陈理堂，极大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陈宏谟于1927年1月在咸宁县城内办了个“党义研究所”，学习理论，先后招收全县党员和进步人士800多人；
学习内容有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论北伐”等。每期学习时间40天，学习结束时，对所学内容进行考试。通过学习，全体党员的政治觉悟，思想意识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8]。
中共武昌地委特派员魏书和镇南中学支部书记陈钟等人把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团结起来，举办读书会、研讨会，编《楚光壁报》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通山县城内已形成一种追求民主、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气氛[2]。
从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 1927 年大革命结束，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11]。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鄂南地区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之后，到1927 年大革命结束形成相当规模，取得相当成果。鄂南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有组织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鄂南的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鄂南最早的党团组织，领导鄂南人民进行革命实践和探索，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鄂南的传播，推动了鄂南革命运动形势的发展。这个时期鄂南党团组织成立，开始有组织的系统的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且直接带领鄂南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早期传播效果比较显著，影响深远。正如马克思所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培养了一批有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后来工农革命和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为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早期传播的若干经验，对于探索闭塞落后的地区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我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有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鄂南地区迅速传播，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了当时革命需求并和工人农民运动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解决的是信仰问题，而且解决的是实践问题。传播者自身的魅力和传播风格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传播鄂南大地革命火种的先驱者漆昌元领导工农革命和鄂南秋收暴动，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鄂南和蒲圻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英雄形象永远伫立在人民心中。还有王斐然在敌人严刑拷问下，宁死不屈，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年仅23岁就牺牲了。
赵世当在武汉不幸被捕后，敌人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破获更多的共产党机关，缉拿更多的共产党人，许以高官厚禄，诱以金钱美女，用尽伎俩，得到的只是赵世当愤怒的目光。敌人改用皮鞭抽，用烙铁烙，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抛到“铁钉钢刺床”上，赵世当遍身鲜血，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敌人见酷刑不能征服赵世当，叫来他的妻兄徐烈臣以探监为名进行劝降。徐烈臣假惺惺地说：“世当，不要蠢了，你妈就你一个儿子，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妈着想。只要你说出同党一人，就可以救你出去……”赵世当一听就知他的险恶用心，没等他说完，愤怒地骂道：“呸！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你给我滚出去！”就这样，敌人用尽酷刑，费尽心机，始终没有从赵世当口里得到半个字的有用情报。在20多天的刑讯中，敌人一无所获。后来国民党下达了处决赵世当的命令。在刑场上，敌人还幻想从赵世当口里捞点什么，说：“给你最后五分钟，只要你供出一个同党，就可以不杀你。”赵世当怒目而视，高声说：“要杀便杀，少废话！总有一天，人民要起来打倒你们！”[12]敌人恼羞成怒，惨无人道地割下了赵世当的鼻子和耳朵。赵世当昏厥过去，醒来后仍然怒斥敌人：“你们只能毁灭我的肉体，决不能夺走我的意志！杀吧，我们的同志到处都是，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了赵世当，他用尽平生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红色政权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优秀党员赵世当，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屠刀和枪口下，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3岁。
正是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漆昌元、王斐然和赵世当等共产党员才能做到心明眼亮、意志坚定，在关键抉择面前不摇摆，在艰难困苦面前不畏惧，在危机重重面前不消沉，信心百倍地走向胜利。他们不仅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信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民族生存、国家前途的深层关切, 它具有感召激励、凝聚人心、教育引导的重要价值。当前,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 坚定的信念仍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时代要求。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主要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传播之所以取得显著效果，主要原因就是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群众运动、党团组织建设等实践结合起来。如陈宏谟参与组织反麻捐斗争，反麻捐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咸宁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赵世当成立“青年读书团”，组织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骨干，建立了通城县共产党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平江、通城、岳阳三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建立农协组织，当因势利导、及时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三杀、两抗、两减、一赶”斗争。黄云岸率领两千多人，捉拿高利贷主刘士申、土豪杨作兴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并一直打到下湾头大土豪李家，开仓济贫[10]。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民运动，锻炼革命群众，提高斗争水平，打击敌人破坏活动，中共阳新县党部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成子英先后与肖作舟等人到龙港、燕厦、龙山等地发动区乡农协会镇压了搜刮民财、积金如山的大劣绅骆累金、“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刘子玉和无恶不作的“土老虎”石敬宣。在成子英等人的带动下，福寿、五湖等区都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打击了各地的封建势力，大长了农民革命的志气，进一步树立了农民协会的革命权威[9]。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群体，而是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这就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深入到群众中，用群众喜闻乐见、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鄂南地区传播过程中，进步青年创办学校，建立社团，发行报刊，编写歌曲等，组织农民开展抗税抗捐运动等。如舒步程亲自编写《戒烟歌》《禁烟歌》发至学校，让学生演唱，刻写禁烟禁宣传材料并广为散发。一时间，“鸦片本是西洋外国草，卖到中国换黄金，坑害多少人”“民众齐动员、快戒鸦片烟”、“唯有鸦片害处大，倾家荡产害死人”等歌声传遍全县城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生于蒲圻城西莲花塘的沈国祯领导全县农民清算了土豪劣绅，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他亲自组织夏龙铺农协会收缴地方豪绅的契约、账本，积极领导石坑渡农会开展“二五”减租活动，打开地主豪绅的仓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帮助农民渡过了春荒。1927年3月，蒲圻县在全省第一个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沈国祯任副主任委员。沈国祯等人在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开展斗争中注意策略，对土劣按罪行轻重，实行罚款、没收财产、公布罪状或戴高帽游行。凡是经过农协会斗争的人，自然威风扫地。中旬，蒲圻南勤、占仑、上寺、黄龙4乡2万多农民肩找锄头、梭标到县城请愿，要求处决在押的蒲圻最大的土劣陈玉卿，审判委员会经过讨论后，将陈玉卿立即执行枪决，四乡农民无不拍手称快[13]。
“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嘉鱼后，激发了李文卿的爱国热情。他精心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爆发后，李文卿到嘉鱼县城，租了两间房子，开设“楚家旅社”，联络罗良玉、刘玉声等有志青年，组织城乡青年集会，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6月上旬组成“读书会”，并把“楚家旅社”改名为“集贤客栈”，成为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一次李文卿对“读书会”的成员说：“县署不顾人民死活，只知搜刮民财，压榨百姓，我们作为有志青年，不能坐视旁待。我们何不借张王菩萨出巡之机整一整县署衙门的官僚劣绅呢？”大家一致赞同。7月8日这天，李文卿发动搬运工人，按事先计划，抬着“张王菩萨”先撞了劣绅熊四仿等三家，然后直奔南街，撞进警戒森严的县署大堂，强烈要求抵制日货，县长左质泰不得不答应即刻下令禁销日货[14]。
鄂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不仅仅在知识分子之间盛行，更是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于传播者采用了劳动人民乐于接受的歌曲、能感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减租减息和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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