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1]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既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表现。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其中，“求大同”这一终极目标代表了人类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孜孜以求。共同富裕思想就蕴含在“天下为公”“大同”“和合”“均贫富”等传统文化中，并且体现在各家各派的思想体系之中。
（一）古代社会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
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产品极度匮乏，出于生存的需要，原始人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作为一种十分特殊但又充满理想色彩的历史状态，原始共产主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商周以前的五帝时代实行禅让制，即由上任君主选出贤能之士接替自己统治国家。这种“公天下”的王道之治在《尚书·尧典》中有所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2]除一国之君外，对其他官员的任用也是选贤与能，而非任人唯亲，呈现出一幅“天下为公”的社会图景。“公”，依东汉经学家郑玄所释，即“共”之意。“天下为公”，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这也是“大同”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的儒家文化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启示。政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含着为政以德、兴礼乐、举贤才等内涵，也包含着时人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殷切向往。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除此之外，在《礼记·礼运》篇中还系统阐述了名为“小康”的社会模式，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道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更贴近于“小康”，如《老子》一书中所提及的“小国寡民”，《庄子·马蹄篇》中提到的“至德之世”。这些构想、理念对后代王朝的施政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魏孝文帝改革、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清朝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等变法改革，虽然最终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起到了扶贫作用。
（二）近代社会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
太平天国第一次把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所设想的“大同”社会付诸实践。在其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蕴含着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于土地分配的核心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4]尽管太平天国存在的时间不过十余年，但当时这种制度安排却深刻反映了世代农民对土地以及“均贫富”的强烈渴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既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因无视各家各户不同的生产条件而最终无法实现。
近代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康有为把传统“大同”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进行糅合，在其所著《大同书》中，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详尽地描写了他的构想，比如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通过计划进行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等。这些设想都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主义涉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止贫富分化等内容。他说：“我们现在是患贫，贫穷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像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
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5]而平均地权是“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6]。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孙中山先生对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方面的认识存在不足之处，但其民生思想为后世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将中国传统的“大同”“小康”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结合，逐渐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建设之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十分关注农民问题。1927年，他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进而发展为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公平分配给农民。中国共产党维护了社会最底层农民的根本利益，获得最稳固的社会基础，并最终战胜国民党，成为新中国执政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7]。当时中国五亿多农村人口当中，60%-70%的农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任由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会愈演愈烈，最终贫农将会失去土地，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工农联盟也无法巩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不仅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发展，使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更彻底消灭了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阶级，使中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从农业合作化到后来的公共食堂、人民公社运动，却走向了绝对平均主义，最终使农村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以后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深刻的教训。
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更为实际和深入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认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要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层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1981年到1990年为第一步，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从1991年到2000年为第二步，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的时间跨度为五十年，即到21世纪上半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今天的发展作为参照，当年的前两步设想已经超额超前实现，第三步也将提前至2035年实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富起来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通过控高、扩中、提低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防止收入悬殊。在实践探索上，更加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其是针对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求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要积极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新的社会现实问题，进一步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统筹形成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新布局。与此同时，通过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避免出现区域差距拉大的情况，实现国家更加均衡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更进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实现的阶段性、原则与思路以及具体部署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阐述的重大问题之一便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这一看似朴素的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弹丸发射过程一般为在密闭药室内，发射药点火产生压力推动弹丸挤进坡膛，此时弹带开始发生塑性变形，达到阳线处，开始刻槽，此时弹带开始损伤断裂，刻槽完成之后，即弹丸在膛线作用下，沿着身管轴向运动并绕身管轴线运动，弹丸的与身管的横向碰撞对弹丸发射的安全性影响至观重要。数值计算获得了弹丸速度、加速的和弹丸前定心部受力。图7为3种工况下弹丸径向和横向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从图7中可以看出，弹丸径向和横向出炮口速度分别为1.5 m/s和0.1 m/s，对于未磨损身管，高、低温膛压对弹丸径向和横向速度影响相差不大；
对于工况3，在膛内时期，弹丸的径向和横向速度变化较为显著。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所诞生的一系列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都是当时的思想家或政治家顺应时代潮流，根据不同的社会矛盾所进行的深刻思考。这些思想从时间维度和核心要义上具有一定的接续性，但在实践路径、奋斗主题和最终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封建社会中，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农民阶级被土地私有制所束缚，不但要向统治者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还不得不依附于地主阶级，被地主以地租、高利贷等方式剥削劳动成果。即便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少数鼎盛时期，如汉代武帝盛世、唐代贞观之治抑或是清代的康乾盛世，也只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或者某一地区的百姓能过上较为安逸的生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大前提下，在不具备公平正义的社会土壤中，富裕仅仅是占社会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特殊权利。
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历代君主的影响颇深。统治阶级出于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需要，也会通过施行善法良政来缓和阶级矛盾。比如减轻沉重的赋税和劳役负担，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
关心民生疾苦，体察民情；
避免过度征战讨伐，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等等。但是不断重演的农民起义充分说明了单纯依靠统治阶级的自觉，国家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共同富裕更是无从谈起。
回顾历史，历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都是当时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民不聊生，处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迫于生存揭竿而起。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在口号中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自此之后，南宋钟相、杨幺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8]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等贵贱，均田免粮”。均贫富成为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对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探索成果。农民起义以社会生活的平等，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为宣传口号，通过发动暴动推翻整个上层建筑，建立新的政权。然而，新王朝并没有改变其封建属性，阶级矛盾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产关系仍旧是封建地主阶级通过土地私有制对农民进行剥削。曾经的起义领导者一旦成为新的统治者，历史又会进入相同的轮回。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其施政纲领中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但前提却是国家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
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小康”“均贫富”等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但是，在封建社会抑或是近现代社会当中，因为缺乏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统治者的政治自觉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终究可望而不可即。
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现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揭示出人类社会必然会发展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逐渐探索出一条渐进可行的实践道路。对应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历了以挽救民族生死存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人民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生存到温饱，再从全面小康到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展示了中国在民族解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径。
由此可见，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力量，不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再美的理想也只能是建立在虚幻之上，无法成为现实。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以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终目的，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真正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进行持续不断的奋斗。时至今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使我们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都是历史性的突破和飞跃。作为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不断努力践行对人民的承诺。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都已具备了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一）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是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共同富裕是对两极分化这种社会现象的一种彻底的否定，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下。
（二）坚持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的鲜明立场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设想的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所以现实的差距也就决定了我们必然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动态、渐进的过程。我们既不能以躺平的心态安于现状，也不能因其困难重重望而生怯。中华传统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思想，只是认识到了人民对于江山社稷的重要性，却并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在社会发展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更加强调保障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人民不懈奋斗的主体自觉。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奴隶社会开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随之出现，社会逐渐衍生出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成为富裕的极少数，而社会当中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就成为贫穷的绝大多数。马克思指出，私有制虽然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造成了人的异化，因而无法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当生产力的发展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跃升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必然会诞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又必然会带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式的共同富裕不仅“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9]，使人民都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更为每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富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10]在《反杜林论》中，马克思说，未来社会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因而，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使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兼济天下是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存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建设规律的把握越来越深刻：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力获得更充分的发展，必须使自己的人民获得越来越好的生活，必须使自己的民族完成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表征，它的实现将向全世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理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和优越性。除此之外，通过探索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将具有普遍性、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提供给其他决心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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