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历史系的那些名师们

总结一下，他说得头头是道，你们讲的什么，他都讲得出来。这是很大的本事。他在最后概括一下，好像他从头到尾，都记了笔记一样。谷老八十几岁回复旦讲学，就在我们数学楼下面。八十几岁的谷老站着讲，一讲就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找了一位湖南的同学帮我整理他的录音，因为可以听得很准确。整理稿后来在《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也算是作为周谷老的一份自述吧。

原来我一直希望周谷老能活到100岁，给他做一个百年纪念，最后还差那么一点。但是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还是编了一本纪念文集，印刷出版。对于周谷老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是海派代表，他一个人搞了一本《中国通史》，又搞了一本《世界通史》。这次北师大出版社重新编辑、重新校对。《中国通史》重印时，我让他们重印20世纪30年代的那个版本，不要使用解放后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跟着潮流改了，反而没有原来的好。周谷老的历史完形论，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自成体系。因为有人说他不搞考订，他就出了一本线装本的《古史零证》，专门搞考订的。

周谷老毕业于北师大，但是没有出过国，不是留学回来的。他就在国内。但是你到他家里去看看，外文书是非常多的。我曾经帮周谷老编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实际上他当时给了我一本油印稿，让我帮他整理，其中很大一部分谈的是中国社会之结构与中国社会之变动。

周谷老在牛棚里的时候，我们的接触最多。我经常对他讲：“您那个逻辑学，毛一直是支持的。”康生一直想要批他，但是批不倒，因为毛赞成他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比较接近。形式逻辑就是形式的。至于《中国通史》中间的问题，我们做学生的时候，1958年刚入校，王知常就写了一篇批《中国通史》的文章，这是解放后比较早的一篇批判《中国通史》的文章，发表在《学术月刊》上。做学生的时候，对于周谷老就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周谷老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能思考大的问题，特别是世界史，他给我们开过世界上古史等课程。他提出的“博大精深”，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他那个“博大精深”，主要是面广，有大视野。怎么深下去呢？我讲，守老那个理论，就是“精深”。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周谷老的博大和守老的精深，这两者是互补的。

严谨求实的国宝

谭其骧先生

谭其骧先生，我们原来接触不多。我进大学的时候，他去忙历史地图集了，长一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是历史系系主任，在他之前是蔡尚思。他没有给我们开过课。对他了解比较多，就是替曹操翻案那一段。还有就是他请翦伯赞、吴晗他们到复旦来，接待他们，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我被批判并从内蒙古调回来到资料室后，我一度被安排到历史地理研究室，誊抄各人所写的“校记”。我抄了很多校记，水准差异特大。谭先生所写的校记，文字之精练，考证之精准，抄写中学到很多。有些老师写的东西，文句不通，我都看不下去，抄的时候，只好给改掉一些。

我和谭先生在“文革”中是同一天被打倒的，那是1966年8月31日。那一天，他吃了很多苦。谭先生做学问非常严谨，而历史地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勘定每一个地点，都要有充分的根据，不能随心所欲，也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做解释。但是谭先生在牛棚里，心里压力非常大。我一直劝他：“你是打不倒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上面一再讲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你肯定在百分之九十五里面。现在打倒的百分之十五都不止，到最后都得解放出来。”我说，“您研究历史地理，编历史地图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总得要完成。这一工作是无可取代的，总得等你出来做”。

谭先生解放出来就为了恢复历史地图的绘制工作，还有大字本，古书校释，都是谭先生主持的，最后都是由他来定稿的。因为他的古文的底子最扎实，所以中文系、历史系教师做的东西，最后都要由他来定稿。编《沙俄侵华史》时，涉及到很多领土问题，都属于历史地理范畴，那时候我都找他。《沙俄侵华史》第一章讲黑龙江以北的很多历史地理的变迁，有些直接请他自己写一段，有一些写了请他看。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接触很多。谭先生的学问根底，是旁人无可取代的。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而且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他经常和外交部顶，和上面顶，因为不能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而改变历史本来的面貌。谭先生的这种精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做历史学的人，就要坚持这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根据一时需要去改变历史。

谭先生是在院系调整后从浙江大学来到复旦的，那时候是谷超豪去把苏步青、谭其骧他们都挖到复旦来。所以院系调整时，复旦大学是得益的，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第一流的教师。后来我们做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得到谭先生的积极支持。我们在龙柏饭店组织召开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是解放后第一次，谭先生去了，而且做了长篇发言，对于中国文化，讲得是比较地道的，已收入谭先生的《长水集》里。后来谭先生搞历史地理研究所，建立博士点，包括招葛剑雄、周振鹤来做博士生，当时我正在分管这些工作，都很积极地全力给予支持。

谭先生，我一直把他视作国宝。谭先生中风的时候，送到华东医院。我专门去找了谢希德。我说谭先生是国宝，像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后来谢希德找到市里，当时是吴邦国主政，给谭先生换了病房，医疗待遇也提高了。华东医院都是按照级别规定待遇的，谭先生也没什么级别，就排不上去了。但是找过领导后，就改善了他的医疗条件。谭先生在中风以后又继续工作了好几年，虽然有各种后遗症。是我倡议推选谭先生当了市劳动模范；他入党一事，研究室里阻力相当大，我非常气愤地出来打抱不平。一直到最后，我和谭先生的关系都挺不错。

好好先生周予老

“文革”中吃尽苦头

周予老，真正是洵洵儒者，好好先生，一团和气。他讲经学史，我们很高兴去听，不在于他写一黑板的书名，而在于在这之外，谈一些属于八卦的东西。讲这些东西往往比他的课更生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会议之后，周予老在课堂上讲，我们摘帽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这个帽子摘掉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周予老有很多有趣的事，讲到郭沫若给曹操翻案，郭沫若认为曹操继承了黄巾起义，完成了黄巾起义想做的那些事情，周予老就说：“按照郭老的说法，完全可以介绍曹操入党了，因为曹操比共产党员还要好啊！”课堂上听到这些是很高兴的，很有趣的。

因为这些老先生的学术脉络都比较广，他们与学术界的关系很密切，当时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文革”爆发之前，从1964年、1965年开始，周予老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海瑞罢官”之后，他们作为上海的二周，即东周与西周，最先被抛出来批判。对于周予老被批判，我一直觉得，我们中一些人太没有作为一名史学家的良心了。当时系里有人写了批周予老的文章，硬要说他是反共老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说他讲的“批逆鳞”这三个字，“批”就是“杀”，“逆鳞”就是我们党，是指党的领导，“批逆鳞”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就是要杀共产党，和当年1957年右派的“杀共产党人”一样。其实，鳞，就是龙身上的鳞，就是说你不能够不提批评意见，要敢于批评，“批逆鳞”是指虽然被杀掉也要敢于批评，这是知识分子所应当做到的。学生这样讲自己的老师，讲这样一位洵洵儒者，实在是太不尊重事实了。“文革”开始以后，周予同是最早被打倒的，应当是和我们同一天。那天打入了牛鬼蛇神队伍。后来还把周予老拉到曲阜去，让他跪到那里，拳打脚踢。因为早几年，在山东曲阜开了孔子学术讨论会，有些人要下跪磕头，周予老赞成鞠躬，而蔡尚思则反对鞠躬，所以蔡尚思后来一直作为红色教授，周予老就变成“反共老手”，一直到批林批孔，也把他作为尊孔的材料放进去。那时候我就对他说，五四时期他旗帜鲜明地反孔，火烧赵家楼时，匡互生第一个翻进墙，他紧紧跟上，“这是历史，这是改变不了的，你们在五四中间都是领袖人物，这是真实的历史”。周予老在“文革”中间吃了很多苦头。“文革”结束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周予老去世后不久，周谷老的儿子周骏羽在政协专门找了我，特别郑重其事对我说，他和他爸爸去看周予老，周予老要走的时候，心中还是愤愤不已，说当年他待他的学生那么好，想不到竟反过来这样对待他，真是“狼心狗肺、猪生狗养”。现在看到我又有用了，又回到我这里，想把我最后一些东西拿走。一个洵洵儒者，临终前仍如此恨恨不已，而且用了温州最狠的骂人语言，使我感到震惊不已。周予老确实吃了很多苦头，心里特别压抑。所以，在牛棚里我一直劝慰他，尽量照顾他。

（口述者姜义华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熊月之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篇首图注：1986年首届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合影，前排左七为周谷城、左五为谭其骧，二排左一为姜义华）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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