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三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王凤才，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从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学等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项目编号：14JJD720007;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高级研究学者项目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017-12
按照通常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流派，因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就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理所当然地属于马克思主义。情况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何？本文试图结合着批判理论家的论述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一）批判理论：将马克斯·韦伯的洞见整合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
维尔默指出，当马克思阐发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时，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未来解放社会的观念，即不存在人对人剥削和统治的未来社会观念，在当时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已经流传开来了。不过，马克思认识到，将理想的乌托邦与恶劣的社会现实对立起来是无益的;同时他认为，黑格尔将社会现实当作理性的显现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比黑格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灾难性、非人道性和异化方面。“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是理性最高显现的辩护，只是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表达;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解，只是思想中的和解，事实上必定仍然要实践地解决的。”[1]（P62-63）1马克思阐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旨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交换关系普遍化、生产力无节制发展、经济危机不断加剧、革命无产阶级产生，在内部种下了自身否定的种子。
马克思断言，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导致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辩证否定的必然结果。对马克思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因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意味着所有人不受妨碍地发展，唯一的限制来自于社会与自然之间持续新陈代谢的必要性。不过，就社会交往与共同意志形成来说，马克思并未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范畴;毋宁说，就现代自由制度这个黑格尔问题而言，马克思强有力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解决办法之后，又通过自己的理论策略埋葬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追随马克思的这个立场。维尔默说，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观念的阐述中存在着空白，这与他对资本主义分析中的缺陷之间有着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对工业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长的意识，已经使得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
维尔默认为，马克斯·韦伯仍然是启蒙传统继承人。但在韦伯那里，“合理性”（Rationalität）概念十分模糊：一是指与经济效率、行政管理相联系的目的合理性;二是指与法律普遍形式化、组织科层化相联系的形式合理性;三是指与本真性相联系的规范话语合理性。在韦伯这里，“现代化=合理化=解放+物化”这个悖论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因为在他那里，合理性概念、“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范畴既是分析现代社会结构和起源的描述性范畴，又具有不可还原的规范性内涵。维尔默指出，韦伯关于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区分、职业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对终极价值选择的准存在主义理解，都直接影响着其理论范畴的形成方式。“但对M.韦伯来说，合理性与启蒙之间，或者说，形式合理性概念与（象征着本真生活方式的）规范合理性概念之间，依然存在着内在关联。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才能谈论M.韦伯的‘合理化悖论’。……M.韦伯的现代合理化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历史哲学。”[1]（P71）
对于韦伯无法解决的“合理化悖论”，传统批判理论家，尤其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试图借助于启蒙辩证法来解决。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试图将韦伯的某些洞见整合进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譬如，他们从韦伯那里借用了进步的否定辩证法，同时批判韦伯的目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概念。正如维尔默所说，与马克思不同，他们赞同韦伯的这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并不指向无阶级社会，而是指向工具理性的/行政管理合理性的封闭系统。当然，他们与韦伯也有不同，由于（这时）他们还坚持马克思关于解放的、合理组织的无阶级社会观点，所以必须重新思考进步辩证法与革命变革观点之间的分离问题。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合理化的根源在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和概念思维的同一性。他们断定，在被启蒙了的世界中，不再存在合理性概念的一席之地。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赞同韦伯的，但给出的解释不同：并非合理性概念不可靠，而是现代世界的虚假合理化使得合理性概念显得像纯粹幻觉。在现代世界中，畸形的合理化不仅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科层化中，而且表现在科学的客观化、资本主义交换原则的普遍化中，并最终表现在使合理性概念、解放概念逐渐物化中。维尔默指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与韦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致性：他们都把适合于支配和自我保护的概念思维视为现代合理性滥用的最终根源，甚至不相信在理性思维领域中可以保持正当合理性概念的活力。然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针对韦伯而坚持的客观理性概念本身1，并不必然导致这种悲观主义结论：整个人类历史是令人绝望的、不断走向堕落的历史——用W.本雅明的话说，是“一堆升天的碎片”;相反，“正是由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合理化悖论’重构中阐述这个概念的方式，以及他们将M.韦伯的观点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尝试，最终使他们的立场成为对M.韦伯主张的一种软弱无力的抗议：没有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保障，‘客观理性’概念就没有稳定的地位”[1]（P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