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静
（1.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1）
唐诗自注，尤其是中唐诗歌自注，近年来颇受关注。研究者或从自注与诗歌间的关系入手，探讨自注的阐释价值；
或从诗歌自注文本入手，探讨自注的独立价值。这些成果，无疑为中唐诗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研究范围多集中于元、白，对于中唐诗歌的另一代表人物刘禹锡关注较少。刘诗自注凡一百余处，反应了刘禹锡之创作、行迹、交友、文学观念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基于此，有必要从文献、文学等角度对刘诗自注做一些探讨。
受体制与格律的限制，诗歌不能全面、详尽地展现所抒写的内容，而自注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诗歌的这一先天缺陷。传统诗歌自注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创作背景的注解，刘禹锡之自注亦不例外。如《刘禹锡集笺证》卷24《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题下自注：“时贞元二十年，王以蓝田尉充学士。”[1]693该条自注不仅交代创作时间，还介绍了创作缘由。王十二学士①即王涯。《旧唐书》卷169本传载，涯“贞元八年进士擢第，登宏词科，释褐蓝田尉。二十年十一月，诏充翰林学士，拜右拾遗、左补阙、起居舍人，皆充内职”[2]4401。
根据自注与史载可知，此诗即贞元二十年（804）王涯拜翰林学士时刘禹锡之贺作。又如，刘集卷23《古调十六首》有《善卷坛下作》，该诗题下自注云：“在枉山上。”[1]644善卷坛，即为尧舜之师善卷隐居之地。《舆地纪胜》卷68“常德府”下载：“武陵县东一十五里，枉山之上有善卷坛。”[3]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朗州十余年。此诗即作于当时。细读此注，不仅可知善卷坛之地理位置，还可考朗州时期刘禹锡的游览足迹。又，卷24《寄陕州姚中丞》题下自注：“时分司东都。”[1]790姚中丞即姚合。《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载，开成初刘禹锡“复为太子宾客分司”[2]4213。另，《旧唐书》卷 17“文宗下”开成四年（839）八月条载，“庚戌朔，以给事中姚合为陕虢观察使”[2]578。由史载及自注可知，此诗确切创作时间为刘禹锡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期。又，卷22《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一诗，凡两处有自注。一为首句“汉室贤王后”下注“从叔望出河间”，一为诗末之自注“从叔自渭北节度以疾归朝，比及拜尚书，竟不克中谢”[1]598。两处自注，既有对刘公济与刘禹锡关系的介绍，也有对创作时间以及缘由的交代。《旧唐书》卷13“德宗下”载，贞元二十年（804）春正月“己亥，以鄜坊丹延节度使刘公济为工部尚书”[2]399，然公济“竟不克中谢”。此诗即是与许给事同伤“从叔”刘公济之作。诗题自注作为一种副文本，主要的功用就是对诗作背景的叙述。刘禹锡自注对诗歌背景的介绍，大大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效率，并使读者了解了诗歌创作背景，加深了对诗歌的理解。
刘禹锡的有些诗歌虽不难理解，却难以确指，自注的出现，使得这类问题迎刃而解。如，《初至长安》题下自注：“时自外郡再授郎官。”[1]623单看诗题，“初至”二字，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是刘禹锡首次入长安时作。幸有自注，才不至于误判。据《再游玄都观绝句》“引”载：“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时大和二年三月。”[1]703-704可知其“再授郎官”及作诗时间为大和二年（828）春，诗人复为主客郎中入京时作。又如，卷30《哀挽悲伤三十八首》之《哭王仆射相公》诗：“子侯一日病，滕公千载归。门庭飒已变，风物惨无辉。群吏谒新府，旧宾沾素衣。歌堂忽暮哭，贺雀尽惊飞。”由诗题与诗句可知，此诗为悼“王仆射相公”之作。然“王仆射相公”为何人，并未确指。查两《唐书》，终唐一代王姓仆射有数人，难以确考。幸运的是，此诗题下亦有自注：“名播，时兼盐铁，暴薨。”[1]1022短短八字，就将王仆射之名、官制与因何而亡说清。禹锡此注，无疑成为了史书佐证王播信息之史料。刘禹锡的诗歌自注，给阅读与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以说是正确解读刘诗、研究刘诗的重要参考。
刘禹锡比较注重保存个人的诗文作品，曾于晚年将自己的作品编订成集②。刘诗中还有一些自注，虽是对诗歌创作背景之介绍，然可以确考其非诗人作诗时注，而是晚年编订文集时所追加。比如卷28《送别四十六首》其五《送李尚书镇滑州》诗末自注：“其后果继韦、平之族。”[1]876李尚书即李德裕。据《旧唐书》卷17“文宗上”载，大和三年（829）九月“壬辰，以兵部侍郎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2]532。可知，这首诗作于大和三年（829）。而李德裕初次拜相，入“韦、平之族”乃是大和七年（833）③，自注之“其后果继韦、平之族”语，无论语气还是语意，都应为大和七年（833）以后追加。又《送别四十六首》其十八《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诗末自注云：“中丞为博士，制相国柳宜城谥议，识者韪之。顷授予以其本，厥后牧和州，节度使杜司徒以中丞材誉俱高，欲全军装以重戎府，故授以本州团练使，满座观腰鞬，礼成欢甚，相视而笑。后房燕乐，卜夜纵谈。予忝司徒之宾，时获末座。初中丞自尚书屯田员外郎出守，踵其武者，今给事中穆公，代给事者，右丞段公。予不佞，继右丞之后，故曰袭余芳焉。”[1]899裴中丞，即裴堪。此自注，详尽介绍了裴堪之生平及与刘禹锡之交往。由于自注中“予忝司徒之宾”与“初，中丞自尚书屯田员外郎出守”在时间上存在前后矛盾，故而可以断定此自注非作诗时添加。通读刘禹锡诗作可知，此类自注数量不少，其追加时间应为晚年编集时重以读者身份审视诗作而加。这一类自注，充分体现了刘禹锡自觉的读者意识与诗歌传世意识。
刘诗自注中，不管是作诗时所加还是编集时追加，都是正确理解刘诗的关键，尤其是其中对诗歌创作背景的注解，更是提高了阅读效率，避免了诗歌误读。
除介绍创作背景外，刘禹锡诗歌自注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刘禹锡诗歌自注，弥补了史书及唐文献记载的一些不足。例如，外集卷5《寄杨八拾遗》题下自注：“时出为国子主簿分司东都，韩十八员外亦转国子博士，同在洛阳。”[1]1301杨八拾遗即杨归厚，韩十八员外即韩愈。《新唐书》卷176“韩愈”：“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4]5255-5256《旧唐书》卷160亦载韩愈因华州事“复为国子博士”[2]4196之事。韩愈曾两任国子博士，第一次，两《唐书》均言“分司东都”，而第二次则未明言。刘诗自注，正好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又，外集卷6有《酬郑州权舍人见寄二十韵》。权舍人，即指权德舆之次子权璩。《登科记考》载，权璩为元和二年进士。刘禹锡与权璩二人，先属西邻，后为僚友。诗中凡有夹注6条，对权璩之历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诗中有句“甸邑叨前列，天台愧后行”，自注云：“鄙人离渭南主簿十年，舍人方尉其邑，及罹谴谪，重入南宫为礼部郎中，舍人方任考功员外。”“风行能偃草，境静不争桑”，下自注：“鄙人转临汝，舍人牧荥阳。”均介绍权璩之历官[1]1365。权璩事，附见两《唐书》“权德舆传”后。《新唐书》载：“历监察御史，有美称。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故荐为中书舍人……贬阆州刺史。文宗怜其母病，徙郑州。”[4]5080另，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载，权璩曾任郑州刺史等职[5]。除史籍等所载官职外，据刘禹锡自注，权璩还曾任渭南尉、考功员外郎等职。权璩任渭南尉之时间，由自注推算，大概在刘禹锡任渭南主簿十年之后的元和六年（811）前后。而任考工员外郎的时间，则大概是大和三年（829），刘禹锡任礼部郎中前后④。刘诗自注，可补史载权璩历官不全之不足。刘诗中的此类自注数量亦不少，其内容对进一步还原史实、深入相关领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不仅如此，刘禹锡之自注在保存唐朝科举文献及诗人诗文文献方面，亦颇有价值。如，外集卷5《寄唐州杨八归厚》，是诗尾注：“时徐晦、杨嗣复二舍人与唐州俱同年及第。”[1]1325考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 15，知徐晦为贞元十八年（802）状元[6]，而杨归厚、杨嗣复二人则无载。两《唐书》中杨归厚、杨嗣复虽有传，然亦不载其登第时间。陈尚君先生在为《登科记考》作补时，据刘诗自注，将杨归厚、杨嗣复归入了贞元十八年（802）进士之列[7]。刘禹锡此条自注，弥补了《登科记考》以及两《唐书》记载的不足，为杨嗣复、杨归厚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
诗文辑录方面，刘禹锡之诗歌自注亦有价值。如卷28《送别四十六首》其十一《发华州留别张侍御》尾注云：“张诗云：夫子生知者，相期妙理中。遂有忘言之句。”[1]889诗题之“张侍御”即张贾。张贾无诗集传世，考《全唐诗》“张贾”名下除录有《和太原山亭怀古诗二首》外，尚有《送刘禹锡发华州》残句，即“夫子生知者，相期妙理中”[8]。张贾之残句，最早见于刘禹锡诗自注，据此可知《全唐诗》张贾残句极有可能来源于刘诗自注。又，外集卷7《西川李尚书知愚与元武昌有旧远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继和二首》，题下注云：“来诗云：元公令陈从事求蜀琴，将以为寄，而武昌之讣闻，因陈生会葬。”[1]1413李尚书即李德裕，元武昌即元稹。元稹于大和五年（831）八月卒于武昌节度使任上，此诗为刘禹锡接到李德裕哀悼元稹诗篇后继和之作。考李德裕诗集，原诗不存，由刘禹锡诗可知李德裕之作亦应为五绝二首。而此诗之自注，则保存了李德裕原诗之序。自注对诗序之保存，以及研究李德裕诗歌、李德裕交友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
除上述两方面价值外，刘禹锡的诗歌自注还展现了其文学创作上的长处。
第一，精于用字。刘禹锡诗集中，无论是律诗、绝句，还是古体、近体，用字用词均以精妙取胜。而诗中之自注，更是将字与词之精妙处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卷29《送僧二十四首》之《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诗尾注：“按狙公宜斥赋芧者，而《越绝书》有猿公，张衡赋南都有‘猿父长啸’之句，古文士又云权父，繇是而言，谓猿为父旧矣。”[1]961此条自注，是对诗中“海云悬飓母，山果属狙公”句之解读。“狙公”之语，出自《庄子·齐物论》。庄子所言“狙公”，即为养狙之人[9]。此处所引《越绝书》及张衡赋作等例，其意旨在说明“狙公”非为养狙人，而是狙父。瞿蜕园先生评之：“诗中自注，释狙公为猿父，不指养狙之人，可见禹锡精于用字，下笔不苟。”为一字而自注，足见刘禹锡之精严。刘禹锡此注，既有效避免了读者望文生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其诗精于用字之特点。又，外集卷1《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诗尾自注：“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有殊，古之诗流晓此。”[1]1039刘禹锡因是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于公必有高门庆，谢守何烦晓镜悲”两联同用“高”字，特于诗末注释两字之不同。《三山老人语录》言“唐人忌重叠用字”[10]。刘禹锡因二重字而撰自注，足以展现出刘诗用字之精审。刘诗对字词的审定之功得到了后世许多评论家的赞赏，最具代表的是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中“以文言叙俗情入妙者，刘宾客也”[11]之评。
第二，善于典事。用字而外，刘禹锡还对诗中之用典、用事十分用心。如，外集卷6《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李侍郎即李绅，诗尾自注：“后汉刘宠为会稽，大治，及征还，山阴忽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间出，人齎百钱以送宠，宠劳之。答曰：‘自明府下车，民不见吏，年老遇值圣明，故自抉奉送。’宠为人选一大钱受之。”[1]1361尾注是对“明日汉庭征旧德，老人争出若耶溪”句的阐释，刘禹锡以古喻今，用刘宠深受会稽民众爱戴之事，委婉赞扬了李绅在越州之政绩，就用典方面来讲，是十分贴切且成功的。又，外集卷7《和西川李尚书伤韦令孔雀及薛涛之什》：“玉儿已逐金镮葬，翠羽先随秋草萎。唯见芙蓉含晓露，数行红泪滴清池。”是诗作于大和六年（832）前后。李尚书即李德裕，韦令即韦皋。诗尾注云：“后魏元树，南阳王禧之子，南奔到建业，数年后北归，爱姬朱玉儿脱金指环为赠，树至魏，却以指环寄玉儿，示有还意。”[1]1414诗题虽为伤韦皋孔雀及薛涛事，然细读诗句发现，并无一语言及韦皋、孔雀及薛涛。考唐笔记，韦皋及玉萧之事，与后魏元树、玉儿之事相类[12]。此处，刘禹锡不直言韦皋之事，而是借典故以言之，应有一定的政治原因。韦皋为永贞政变的策动者之一，王叔文、韦执谊之败，以及刘禹锡等人数十年的贬谪生涯，均与其有着直接的关联。贞元二十一年（805），因革新失败受到牵连的刘禹锡被贬连州、朗州。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等人奉召回京。回京后有感朝中物是人非之场景所作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等语，被指讽刺当时的朝廷新贵，遭贬至播州⑤。大和二年（828），刘禹锡再次被召还京，复游玄都观，感慨良多，作《再游玄都观绝句》。因诗中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1]704句，被认为“诋当时权近”[13]，刘禹锡又一次遭到疏远。经历两次“玄都观诗”事，刘禹锡在处理敏感题材时更加谨慎。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刘禹锡会在《和西川李尚书伤韦令孔雀及薛涛之什》中，一语不涉及韦皋事了。而自注对后魏元树与朱玉儿典故之运用，应是为了避免过度解读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对此，瞿蜕园先生评之：“禹锡为此诗，必有无穷隐恨，故不及其本身一字。”[1]1415刘禹锡此注用事可谓精妙，即做到了不获罪于当时，亦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了可能包含的感情。刘禹锡诗歌在用典用事方面的这一特征，后世多有论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为《增修诗话总龟》后集卷22黄常明称赞刘禹锡“一字用事”或者“两字用事”之评[14]。刘禹锡对于前人典故信手拈来之举，充分展现出其丰富的学识与语言文字的熔铸锤炼之功。可以说刘诗自注，为正确解读刘诗之典与事提供了依据。
第三，关注风俗。刘禹锡诗歌自注的又一创作特色，即是对贬谪之地风俗的关注。刘禹锡对民歌的学习，始于朗州。《旧唐书》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2]4210刘诗缘何会向民歌靠近？关于这点，《刘氏集略说》载，刘禹锡“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1]540。可见远谪沅湘，无心政事，亲近江山风物，乃为刘禹锡走向民歌的原因。刘禹锡正是在对贬谪之地江山风物、民歌民俗的靠近中，逐渐开阔了胸襟、消解了心中的郁结。《竞渡曲》与《采菱曲》为刘禹锡朗州时期的民歌代表。两诗自注，成为研究刘禹锡民歌创作的重要文献。《竞渡曲》题下自注：“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事见《图经》。”[1]806《竞渡曲》自注类似于诗序，对竞渡曲之起源以及沅湘一带竞渡之风俗进行了介绍。“《荆楚岁时记》云：“旧传屈原死于汨罗，时人伤之，竞以舟楫拯焉，因以成俗。”[15]可见，沅湘竞渡之习与竞渡之曲，始于五月初五民众对屈原的纪念。又，《采菱行》题下注：“武陵俗嗜采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1]810采菱乃吴楚之风俗。《尔雅翼》卷六：“当菱熟时，士女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16]此曲乃乐府风俗歌，自注描述了武陵人秋日共同劳作、采菱御客的习俗。朗州时期，刘禹锡认真汲取了民歌精华，收集并整理了民俚俗曲。他用诗歌记载当地农事、风俗，成为了唐代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四，展现情谊。刘禹锡的一些诗歌自注还表现出了与白居易、崔群等友人间的情谊。《旧唐书》卷160载，刘禹锡一生“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2]421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亦言，刘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
晚与白居易为诗友，号‘刘白’”[17]。刘禹锡自己也曾云：“章句惭非第一流，世间才子昔陪游。”[1]1182刘禹锡的诗歌自注，半数存于与友人的唱和诗中。唱和诗之自注，或述离愁，或言相聚，或追忆往昔，或记录当下，展现了刘禹锡与友人的情谊。例如，外集卷4《乐天示过敦诗旧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继和以寄苦怀》，诗末自注：“敦诗与予友乐天三人同甲子，平生相约同休洛中。”[1]1232敦诗，即崔群。是诗为刘禹锡和白乐天追忆往昔、感怀亡友之作。无论是前面的写景还是后面的抒情，都奠定了全诗凝重伤感的基调。从自注可知，三人同年出生，并相约同归洛中。从前觉得来日方长，同休之愿不必着急实现，随着崔群的离逝，诗人才感觉到无尽的遗憾。三人不仅同年，还期盼同休。虽说同休洛中的愿望随着崔群的离世再也无法实现，却能从中感受到三人的情谊。又，外集卷4《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题下注：“来章有‘移家住醉乡’之句。”[1]1266来章诗句，出自白居易《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因招梦得宾客兼呈思黯奇章公》，意欲招刘禹锡等移居醉乡同隐。刘诗即是对白居易诗的赠答。题下注以白居易“来诗”嵌入式的诗歌互动，展现出两人的深厚友谊。
刘禹锡善于化用友人之诗句入诗来展现朋友之间的感情。比如卷22《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并进夔龙位，仍齐龟鹤年”句下自注：“相公诗有‘齐年’‘并进’之句也。”[1]601李相公即李吉甫，武相公即武元衡。李吉甫原诗未见，据自注可知，内容不外乎以真挚之语表达三人之间的友谊。“并进夔龙位，仍齐龟鹤年”之句就是对李吉甫“齐年”“并进”两句诗的化用。化用友人之诗句，既可以增加诗文创作之乐趣、扩大诗歌的表现范围，还可以展现友谊。又，外集卷3《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诗：“章句惭非第一流，世间才子昔陪游。吴宫已叹芙蓉死，张司业诗云：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李尚书。任向洛阳称傲吏，分司白宾客。苦教河上领诸侯。天平相公。石渠甘对图书老，关外杨公安稳不？”[1]1182是诗大和四年（830）作于长安[18]。诗中之令狐相公、天平相公均指令狐楚，杨少尹为杨巨源，张司业为张籍，白宾客为白居易，李尚书即李益。这首诗里共有两处化用友人诗句：“吴宫已叹芙蓉死”是对张籍“吴宫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的化用，“边月空悲芦管秋”是对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整诗的化用。
综上，刘诗自注内容各不相同。虽说后期追加的一些自注与原诗在时间上存在前后矛盾等问题，但也正是这类以读者身份重新审视诗歌而追加的自注，透露出了刘禹锡强烈的读者意识与传世意识。自注，具体真切地描述了创作背景及人物关系，为读者扫清了阅读障碍，展现出叙事性与纪实性之特点，是刘禹锡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诗自注，具有避免误读、提高阅读效率，补充史籍及相关文献载录之不足，展现文学创作观念等多方面之价值，不管是作诗时所加还是晚年编订文集时追加，都是理解刘禹锡诗歌的关键，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注 释：
①按，王十二学士疑为王二十之误。《唐语林》卷6载“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参见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第5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又，韩愈诸赠王涯诗均作“王二十”。据此可推测王十二当为王二十。
②《刘氏集略说》载：“前年蒙恩泽，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适晴喜，躬晒书于庭，得以书四十通。”其后，又“删取四之一为《集略》”。此外，刘禹锡还曾自编《彭阳唱和集》《吴蜀集》《汝洛集》等。参见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540、1496、1499、15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③《旧唐书》卷174载：“七年二月，德裕以本官平章事，进封赞皇伯，食邑七百户。”参见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5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④据《永贞至开成时政记》载，刘禹锡任礼部郎中为“大和三年”。参见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第17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另，《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19亦有相关记载。
⑤《旧唐书》“刘禹锡传”中记载：“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见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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